如何破题：在法律与事实的两难之间——也谈浙江法院“拒受非诉行政执行案”
王圭宇
【全文】
今年8月18日，浙江省召开第五次全省行政审判工作会议，省高院作出指示，要求今后各级法院严把受理关，有限制地受理诸如违章拆除、恢复耕种、责令停产等容易激化矛盾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以此敦促行政执法机关敢于作为、积极作为，同时解决法院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与行政诉讼案件倒挂的现象，也为法院日益加重的执行任务减负。并且，依据一定的标准，明确了法院不予受理的六大类非诉行政执行案[1]（《法制日报》2007年10月30日）。
很明显，浙江法院之所以会出台这样的规定，可能完全是出于无奈。但是，从法律的观点来看，浙江法院的该种做法不仅失当，其合法性也令人质疑。关于行政领域案件的执行问题，最早在1989年的《
行政诉讼法》中就有明确的规定，其第
87条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法律、法规规定既可以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这就从法律上对行政案件的执行权进行了分配，并被认为是“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执行为原则、自己执行为例外”的执行模式。
《
行政诉讼法》之所以确立“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执行为原则、自己执行为例外”的执行模式，笔者认为，可能更多地是考虑到，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强制手段，如果把强制执行权完全交给行政机关来实施，必然会出现诸多“暴力执法”、“野蛮执法”的现象，这样会给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处于这样的考虑，在通过法律、行政法规的明确规定把一少部分强制执行权赋予行政机关的同时，为了避免以上的担忧，就从法律上规定了行政机关在行政案件的执行问题上，要向法院申请、并由法院来实施执行权，这实际上就是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监督行政机关的行为，是一道“司法审查关”。
可以看出，《
行政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在把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权赋予法院的同时，也在法理上混淆了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本质和性质。因为，从法理上来看，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是一种“消极”权力，具有被动性和中立性的特点。而相反，行政权具有主动性、积极性和执行性。我们可以理解，《
行政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完全是出于对现实的考虑，而用法律的眼光来看，却不能不认为这是立法上的一个失误。而这种法律与事实之间“悖立”的两难境地，恐怕也是浙江法院“拒受非诉行政执行案”这种极具争议性案件浮出的原因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