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行为模式是不是也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
陈卫东、郝银钟著：《我国公诉方式的结构性缺陷及其矫正》，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第38页。
龙宗智、何家弘著：《走出证人作证的误区》，载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二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页。
本条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其实也正是这种替代性制度安排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不出庭的现状。
见《
刑事诉讼法》第
7条。
陈瑞华著：《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页以下。
孙长永著：《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21卷第4期，第96页。
事实上，引入“直接言辞原则”，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强化对被告人、辩护人的权利保障。在现行的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中，对辩方的权利保障是远远不够的。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凭心而论，现有的法官队伍水平虽有高低之分，但绝大多数还是能够胜任自身从事的审判工作，而所谓的“法官素质”与笔者所要说明的问题也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
顾培东著：《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李国莉著：《论刑事庭审中直接言词原则的确立》，载《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87页。文中作者只考虑到了直接言辞原则提高效率、减少成本的因素，而没有在相反的一面作深入的考察。
苏力著：《‘波斯纳文丛’总译序》，参见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文中讲到这样的例子：“他（波斯纳）在联邦最高法院当法律助手期间，有一次，全体大法官们投票对某案作出了决定，并指定由大法官布冉能撰写司法意见。按照习惯，司法意见都至少由法律助手撰写初稿。但不知是由于布冉能说反了，还是波斯纳听反了，甚或其他，波斯纳反正是撰写了一份与最高法院的决定完全相反的司法意见。然而，这份意见不仅说服了布冉能大法官，而且说服了最高法院。最后的决定也就顺水推舟按着波斯纳的意见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