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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因为任务艰巨就丧失信心。司法体制的改革和审判模式的转型当然是系统化的工程，但归根到底还离不开具体司法制度的不断修补和完善，离不开司法职业群体在审判实践中的不断推动和坚持。这也是所谓的“小处着手”。比如，推动审前程序的改造，把侦查权纳入司法权的控制之下，[22]以弱化侦查案卷的强势效力；建立科学完善的刑事证据规则，以平衡质证中控辩双方的不平等；通过预审分流制度，在不同的案件中分别适用“起诉书一本主义”和案卷移送制度，以限缩案卷的影响；重视庭审记录的制作的运用，弥补法官在庭审中的记忆缺漏，以减弱案卷对法官的吸引力；尽可能地扩大当庭宣判的适用范围，以养成认真听审、当场裁断的良好习惯；如此等等。惟有通过这些点滴的努力，才可以渐次为刑事审判活动注入司法权行使应有的价值内涵，使之真正成为独立、中立和公正的裁判，使之能够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前提下维护社会正义。
【注释】作者单位：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瑞华著：《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陈瑞华著：《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重新考察》，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63-79页。本文对这一问题的现状、产生的原因和导致的后果进行了系统化的批评。
有学者认为这是借鉴了英美当事人主义和“控辩式”的审判方式，笔者以为，对我们而言，这种审判方式的内涵与“直接言辞原则”在实质上是同一的，只是视角和侧重点不同。我国审判方式改革前的司法制度有明显的“职权主义”倾向，更接近于大陆法系的特点。
季卫东著：《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龙宗智著：《试析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方向与路径》，载《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81页。
当然，笔者不否认，在过于强势的审判者面前，控辩双方的话语权都有受到抑制的可能。但是即使是在英美“控辩式诉讼”模式下，法官何偿不能直接左右两造在庭审中的表达权利？所以，笔者以为，审判制度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公平正义能否实现，还要看这种制度与一个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契合度和制度中的人对制度的认可和接受程度。
龙宗智著：《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239页。
陈瑞华著：《侦查案卷裁判主义——对中国刑事第二审程序的重新考察》，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25卷第5期，第120页。作者在本文中指出，案卷笔录事实上是公检法三机关惩治犯罪的中介物和“接力棒”，刑事法官只是籍此来完成惩治犯罪的最后一道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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