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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虽然学说各异，但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只不过他们对于社会秩序的看法和达到目的的方法手段不同而已。以当时影响较大的儒家和法家为例，他们在统治方法上是对立的，儒家强调“以德服人”的“德治”、“仁政”，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法家主张“不务德而务法”，认为只能“以力服人”，强调法律的作用，轻视甚至完全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但儒家和法家在维护等级制度方面则是一致的，只是维护的方式不同。儒家以礼制维护金字塔式的宗法等级制度，而法家所维护的社会等级只有两个分层，一层是在法外的君主，一层是受法管束的全体臣民。儒家的礼制治国是“刑不上大夫”，而法家治国则是“刑不上君王”。 [26]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法治并不等同，它是维护专制特权的统治之术，是为专制主义服务的。对此，冯友兰先生有过述评。他说：“把法家思想与法律和审判联系起来，是错误的。用现代的术语说，法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谁若想组织人民，充当领袖，谁就会发现法家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处，但是有一条，就是他一定要愿意走极权主义的路线。”[27]
在礼治秩序方面，春秋战国时期虽为礼崩乐坏，但人们在背离礼制的过程中又受制于礼制，这一点在思想领域尤为突出。在当时，出现了政治秩序方面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解体与文化秩序方面礼乐崩坏的情况，政治社会发生了混乱。先秦诸子都有志于谋求整合政治社会秩序，而各家有各家的主张，于是有了不同的重振政治社会秩序的方略。但先秦诸子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即在谋求社会秩序整合时，绝大多数都视礼为一基本方略。儒家治国化民的思想可直接以“礼治主义”概括；墨家抨击儒家繁缛之礼，却并不取消必要的礼；法家每每礼法并称，固然法重于礼，但礼也不可或缺；惟有道家的老庄，以决绝的姿态反礼，道与礼形同水火，但《庄子》里的“外篇”与“杂篇”，仍不完全废弃礼。春秋战国时期，礼仍然被尊崇，人们把礼看成来自于天甚至就是天道或宇宙秩序本身。如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28]《礼记·乐记》说：“礼与天地同节”，“礼者，天地时序也”。
另外，从当时的实际状况来看，所谓的礼崩乐坏，只不过是“诸侯、卿大夫把过去只有天子、诸侯才可以使用的礼仪照搬过来，以此突显自己的权势，除了周天子的衰微以外，其本质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礼乐制度的模式并没有在社会变迁之中被打破，礼制依然是各国维系统治的有效手段”。 [29]
四、秦朝及西汉初期的社会控制
1、中国第一个中央专制集权国家——秦朝的社会控制
经过战国时期多年的兼并战争，强大的秦国在公元前221年，平定六国，一统江山，“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实现了统一，开始了中国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时代。其大一统政治体制的构成，对此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强化皇权，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秦始皇建立了严格的社会控制体系。
秦始皇所采取的许多巩固统一的政策，最重要的是统一思想的政策。秦国统一六国后，丞相李斯向秦始皇上书说：“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30]他进而建议，一切史记，除了秦史，一切“百家”思想的著作和其他文献，除了由博士官保管的，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都应烧掉。个人若想求学，应当“以吏为师”。 [31]秦始皇采纳了他的建议。秦国靠法家而强盛，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不改传统，仍旧奉法家思想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正由于秦始皇崇尚法家视儒学为异端，所以才会成为暴君，导致了秦朝的迅速灭亡。
在建立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管理体制方面，设立了三公九卿制度，推行郡县制，整编军队，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秦朝虽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在使中国由分裂走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统一方面功不可没。其所创立的制度，如三公九卿制、郡县制、度量衡制，大体上得以延续下来，为中华民族的制度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法律制度方面，秦始皇全面推行以法为治，统一法律，实行强硬的统治，力图运用法律的权威建立和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早在商鞅变法的时候，商鞅就根据李悝的《法经》，制定出更为系统和严酷的《秦律》。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又对秦律作了进一步的修改，使之作为治国的根本大法。《秦律》早已佚失，史书中虽有零星的记载，但都是片鳞只爪。20世纪70年代，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一千多支竹简，内容多为秦代的法律及文书。从这批秦简可以看出，《秦律》非常严酷，一如后人所云：“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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