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牛关公”我来做-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好在自己是幸运的，我所就读的大学毕竟有着浓厚的学术氛围。教师争相搞学问，能够将科研与教学作为带有使命感的事业认真付出；学生愿意用心学习，能够将求知与长智作为带有危机感的学业端正对待。我现在常常回忆起那段充实而又快乐的时光，不仅因为有依山傍海的美丽校园，更缘于美丽校园里时刻飘逸着的浓浓书香。显然，在考试制度上，也会有教育正义的身影，及格就是及格，不及格就是不及格。这样的制度，有利于督促学生勤学习、好读书。贪玩的学生有，但只占少数，不会殃及到绝大多数。于是，浓郁的学习气氛便极易生成。图书馆门前，每天开放前排出来的长长队伍，一直延续到校园里的人工湖畔，也总能时常勾起我的美丽回忆。如今身处教师岗位，我也以自己的老师为榜样，不太敢懈怠生命中的每一分钟。
　　也许啊也许，有人要说，教师的任务就是教书，至于学生是否学习，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每一个成年人都应为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也有自己志趣和人生道路的自主选择，因而不必计较应考者的分数是否达到合格线。尤其在现实社会，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在流淌，空气里充斥着“忽悠、浮躁、虚伪”，因而根本无需认真，更无需较真。小时候没玩够，大学里尽情的玩、放纵的乐，愿学就学，愿睡就睡，任其自由作罢。我以为，尊重他人独立自主的意志，固然符合自由之理念与主体之理念，然而，当主体自由之行使对主体完善有不利后果或有不利后果之可能时，作为与该主体具有特定关系且有特定职业责任或法律责任之相对主体则有提醒与矫正之义务。因此，作为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教师，有责任督促学生扣准主要矛盾，引领其常规发展或非常规但健康之成长。
　　所以啊所以，面对中国高等教育对象“小学没玩大学玩”的现实，教育者有义务避免该现实继续延长，也有义务避免该现实所招致之损失继续扩大。小学没玩够，只能靠完善中小学教育加以弥补，而万万不可指望腾出大学教育空间来弥补小学“缺玩”之陷。中国高等教育一而再、再而三地括招，高等教育普及率逐年上升，在这一数量攻势之下，再不收敛牧羊式的放任教育大潮，一味纵容“缺玩”的大学生迫不及待地弥补过去的遗憾，怠惰了钻研科技文化知识，那么，所谓“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高教任务即会完全流于口号、窒息于教育法规文件的条文之中。一流大学或教育环境保持教育正义观的非一流大学，或因优良教育环境、或因培养对象自身之定力，而不至于落败到令人过于失望之地步。但对于教育环境本来就欠缺先进性的高等院校来说，如果教育正义一旦失去了生存空间，最初用各种花言巧语将学生“骗”进来（名曰“招生”），后来再用各种花枝招展的形式将学生“养”起来（名曰“培养”），最终又用各种花花绿绿的手段将学生“哄”出去（名曰“毕业”），那么，直接受损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当初怀着一颗热心、充满一堆期待的学生。
　　不妨说的具体一些。在拥有选课制、学分制及奖学金制的高校，如果这些原本被科学论证为合理的制度，在贯彻过程中缺乏起码的教育正义观，就很容易走样、变形。通过对不止一家高校的真实调研，我发现不少学生选课的考量因素完全违背选课制的良好初衷。例如，在选课时要优先追究被选教师点不点名、上课搞笑不搞笑、考前有无准确范围、给分高不高甚至长得帅不帅、靓不靓等。选课固然是学生之自由，但通观这些被考量的因素，却发现没有一项与智力、学识或者学业质量有直接关系。不妨一一粗略分析：“点不点名”，这决定着旷课的代价。如果被选课教师有考勤之喜好，意味着选课学生会因旷课而提高了被追查的概率；“上课搞不搞笑”，这决定着听课的效果。如果被选课教师无搞笑之喜好或本领，意味着选课学生会因为出勤而丧失或降低了被逗开怀大笑的概率；“考前有无准确范围”，这决定着复习的力度。如果被选课教师考前没准确范围甚至压根就没范围，意味着选课学生会因为没有考试范围而加大了复习时间的耗费及复习力度的增加；“给分高不高”，这决定着成绩的荣誉。如果被选课教师给分公正严格，意味着选课学生会因为成绩未达预期而失去获得奖学金或更高层次奖学金的机会；“帅不帅、靓不靓”，则或纯粹基于美学考虑，或干脆为满足意淫之需，自无讨论之必要。
　　可见啊可见，排除被选教师教学质量之核心要件，选课中的上述考量因素其实歪曲了选课制之目的，也不会真正收到该制度之预期效果。其危害性极大，从授课对象角度来说，如果被选课教师在课程讲授质量之核心要件上不能达标，学生完全看重其不点名、搞笑、考前范围或给分高等核心竞争力之外的因素，那么，听课、考试也只能是流于一种感观刺激和虚荣心之满足；从授课主体角度来说，如果被选课教师在课程讲授质量之核心要件上无法短期内达标或彰显，为赢得选课学生数量之优势，一些忘记责任心、丢掉教育正义观甚至担心失去饭碗的教师，则会采取纯粹迎合学生口味的低劣手段，考前狠狠给出准确范围、阅卷慷慨给出高分，捞得皆大欢喜之结局，快哉乐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