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法律制度上看，我们跨越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千山万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通奸等一些男女之间的性违法行为从
刑法中剔除出去了，这是我国刑事立法一个制度性的进步表现。就性的表现形式而言，“性贿赂”与通奸、性乱为等性违法、性罪错行为既具有同一性，又有相异性。今天的人们应该都已经知道，在法律上，只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性行为才是合法的。而无论是“性贿赂”还是通奸、性乱为等性违法、性罪错行为，他们的同一性表现在都属于超出夫妻关系的性行为，而超出夫妻关系的性行为都是非法的，都应当受到人们在道德伦理上的否定和谴责，不管其背后的原委是什么。从这一个意义上说，“性贿赂”与通奸、性乱为等其他性违法、性罪错行为具有性质上的相似性和关联性。所以“性贿赂”一旦入刑，那就得应当一罪俱罪。然而果真如此，那实际上是一个刑法制度的倒退。反过来我们也不能说，可以承认民间的通奸可不以犯罪论，而当官的“通奸”就变成了犯罪（“性贿赂”从“性”的表现形式上说，其实质是一种通奸行为），从而在法律上承认官民之间的另一种不平等。
第三，从司法实践的技术应用上看，法律一旦制定以后，不仅仅是给人看的，仅作为防范某种罪错行为的提示性“公益广告”，法律还是要运用的。在
刑法中增设“性贿赂犯罪”，在具体的司法实践操作运用中，将会遇到难以克服的技术障碍。在目前的贿赂犯罪中，
刑法规定对贿赂犯罪的定罪处罚是以一定财物的价值、价格甚至是使用价值作为定性定量的依据的。在现代法律之中，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此女人也不是物，女人本身不是手段。无法将女人放到贿赂犯罪的对象当中作为“物品”进行估价拍卖、议价买卖。当然我们也知道提出要将“性贿赂”纳入
刑法领域的学者也会指出，传统
刑法规定的纯粹以贿赂物品数量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不合时宜，
刑法完全可以在基本的财物性贿赂犯罪之外，另行规定增加以“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作为构成犯罪的依据，作为与受贿数额较大、巨大并行的定罪量刑的标准。也许法律可以这样规定，但在实践操作中，何谓情节特别严重？情节严重与否，这是一个价值评价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量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