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作者从纯朴的、善良正直的视角出发，认为：如果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即不符合该文认为的准许撤诉的两条标准）准许撤诉，那么原告的损害就无法得到救济了。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进一步追问：原告，你脑子进水了，怎么半途而废，不继续使用法律武器去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了呢？并一定要尝试着回答：原告很清醒，也很理智，他一定是遇到了不可言说或说也没用的情况。撤诉，就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谁不知道打赢了官司有好处呀，可是知道打赢了官司还有更大坏处（当然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而不是针对所有的案件）的人却不是很多。随便举几种可能：1、得罪了“地头蛇”，今后肯定混不下去了；2、过度的耗费精力、物力，与胜诉所得不成投入产出的比例。得不偿失，就只好不得了。通盘考虑、权衡利弊，才是过人之人。
该文作者继续认为：如此这般（即准许不正常撤诉），《
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就无法实现，并且会纵容被告违法。必须清醒地看到：《
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没有能够扎根于良好的土壤环境之中，其中所设计的实现具体正义的方案又于理不合，无法操作。这些都不是执著的原告、正直的法官，甚至个别的、特定的作恶的行政机关所能改变的。
当法的目的本身出现不当的时候，法官的目的不当的裁量，可能结果倒是正当的了。
关于该文所举的案例六。“不合理的饮酒检测器”明显为“不合格的饮酒检测器”之误。某县交通警察中队是否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行政机关？从该案例的表述来看，应该具有。张某被交通队（工作人员）打成轻微伤，并被交通队限制人身自由。某县公安局（明显与某县交通警察中队不是同一单位）对张某做出治安处罚：1、酒后开车；2、毁坏财物（在与交通队发生纠葛过程中产生），注意：而不是打架斗殴或妨碍公务。很是蹊跷：张某交通违章（事后证明并不存在，而是不合格的饮酒检测器误检所致），本应由交通队依法处理（交通队也实际扣留了张某的驾照和汽车），怎么却“斗转星移”，改为治安处罚了？至于毁坏财物，如果没有达到法定标准、情节，也应通过民事诉讼来主张赔偿（更何况交通队工作人员的主观恶性更大）。此时，交通队却隐身了。张某经过复议，市公安局虽然减轻了拘留、罚款，但维持了原赔偿数额。张某不服，对市局提起诉讼。其中诉请第二项：被告赔偿原告因被被告工作人员打伤而花费的医疗费及误工损失。明显不妥：打伤原告的分明是县交通队的工作人员，怎么会成了“被告工作人员”呢？原告应该向交通队主张赔偿。其中诉请第三项：被告赔偿原告和原告单位因汽车被扣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第四项诉请：发还被扣留的驾照（怎么把汽车给遗漏了？）。均明显失当：分明是交通队扣留的汽车和驾照，怎么能找市局算账呢？退一万步：即使县交通队隶属于县公安局，而不是独立的行政机关，那么所有的法律行为也应以县公安局的名义做出，并由其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被告市局，只能就其做出的行为承担责任（如果败诉的话，其行为应予撤销），而不能对其下级机关的行为承担责任。如果说原告是“法盲”（无恶意），稀里糊涂“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涉案的各个行政机关（县交通队、县公安局、市公安局）以及法院，怎么也乱作一锅粥，不分青红皂白，乱出牌。更为遗憾的是：作为北大法学博士生的该文作者，对如此乱局无动于衷，怎么也“掰不开镊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