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这里，苏力没有认真地分析“众多”与“复杂”之间的关系。基层的事情不是很多，但是确实“复杂”，因为复杂，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必要到村里去，必须下乡。苏力用乡下的事情不多的事实把乡下事情复杂的事实也掩盖掉了。如果不仔细分析苏力在这里的论述，还以为苏力又发现了一项巨大的趣味性事件，如果仔细分析，就发现苏力在偷换概念进行论述。可以说，下乡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村里的事情复杂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三、下乡当然是一种好作风的表现
　　关于这是一种好作风的表现，苏力也没有否认，但是他显然没有把这一点看作很重要的原因。而在我和那位副院长的交谈里得知，就他自己而言，很多的时候是把这当作一种好作风对待的，也是为了作为一种作风而践行的。县里面的领导，如果有这么一种好作风，也是会被人作为好的品质来评价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摆架子的作风是被人不喜欢的。而我自己呢，摸着良心说话，把村民们叫过来开会，打打电话布置事情是我认为确实不招人喜欢的。如果我自己亲自到村里面把事情办好，老百姓认为我能吃苦，不为难他们，为他们着想，工作作风很好。至于苏力说的共产党提倡的作风并不一定被下面的人实践（32页），是啊，并不是所有的作风都一定被下面的人实践，但是一部分作风，只要党和领导提倡，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还是会实践的。下乡办事就是这样的一种好作风，被很多人实践着和提倡着，特别是当这种作风有利于工作完成时。只要你没有得出党提倡的好作风都不能得到下面人的实践，这样的话语就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很多的时候，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由于习俗的限制等，我们很多偏远地区的法院办案子确实需要送法下乡。“马背上的法庭”描述的事件基本上还是可以理解的。国境线上的流动法庭，也具有它存在的道理[2]。“法院的同志送一张传票有时要走一天半的路程，老百姓接到传票，又要走很远的山路应诉，既给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又降低了办案效率。像大松树乡有的村民到撒营盘法庭开一次庭，往返的路程就达100多公里，要两三天的时间，各种花费加起来至少要几百元。李光学想，法官们能否走出法院，将法庭搬到田间地头，既可以审案，又可以在老百姓中间进行法制宣传和咨询？李光学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庭长和同事们的支持。从此，撒营盘中心法庭的法官们开始了到乡下巡回审案，开始了他们6年多的翻山越岭。[3]”——这样的描述解释为“方便群众的好作风”有什么不妥呢？还存在“建立权力的局部支配关系”那么深的蕴含吗？“‘下乡’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权力运作的战略”（页35）这样的话语让文中被描写的李学光从什么地方去理解呢？我想，这些话语，对于他们来说，太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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