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法史上的许多著名学者都同意《日本民法典》中不存在物权合同的观点。例如川岛武宜认为，“在我国的民法中，由意思表示而产生的物权变动，并不是仅仅作为物权变动的间题而存在的，它常常是同经济的实质性原因一起存在的，即物权变动只不过是当事人的债权合同关系中一部分。”[7]我妻荣和有泉亨认为，即使认可了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也没有实在的益处。“如果像德国民法那样，将物权的意思表示同一定的形式结合起来，把两种意思表示从理论上区别开来，是有益处的。但由于日本民法没有采取形式主义，因此将两者区别开来没有什么实际益处。这里的''没有什么实际益处''不仅是说没有什么好的方面，还意味着会使物权变动说的结构变得复杂这样一个不好的方面。”[7]
但反对的观点也存在。持反对观点的学者认为，日本民法是以总则、物权、债权、亲属、继承分为五编的，是严格区分物权和债权的，“它把买卖合同规定在债权编，把有关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规定在物权编。以这样的法律结构为前提来考虑，卖主承担把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给买主的义务，作为这种履行行为的所有权的转移在体系和逻辑上都是顺理成章的。？？综上所述，以严格区分物权和债权为前提，把第176条中的意思表示看做是物权的意思表示，这无论从体系上还是逻辑上来看，都是妥当的。”[7]日本民法界的这种争论的原因植根于《日本民法典》对法国民法和德国民法的双重继受，它在某些问题上采取了法国民法的态度，而在另一些问题上采取了德国民法的态度，最终导致体系、逻辑上甚至法理上的混乱。从文义上看，《日本民法典》第176条、第177条和第178条明显是采取法国式的意思主义，将第176条的“意思表示”解为物的意思表示实在牵强，更何况《日本民法典》没有采取德国民法的形式主义原则，前后一联系，应当说在大的原则上《日本民法典》对物权移转问题是采取了法国式的做法。但是，《日本民法典》在不少具体间题上又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例如第705条非债清偿(规定于第三编债权第四章不当得利中)，规定：“作为债务清偿的给付者，如当时已知不存在该债务，则不得请求返还。”该条规定非债清偿只能作为不当得利返还，不能行使返还原物请求权，做法与德国民法类似而不像法国民法。
五、我国的物权移转
(一)关于动产与不动产转让的立法
关于动产交付的规定。
民法通则是我国民事基本立法，该法对物权交付的规定反映了我国物权交易的基本制度。
民法通则第
72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从本条规定可以看出，基于合同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交付之时转移。如果当事人就财产买卖达成契约即债权契约，而没有履行交付手续的，财产所有权并不发生转移。此外，财产所有权的转移不要求在买卖契约之外，还必须有一个转移所有权合意的物权契约。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是债权契约的必然结果。
新颁布的
合同法沿袭了
民法通则这一规定，
合同法第
133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从交付之时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可见，我国法律既没有采纳法国的意思主义，也没有采纳德国的形式主义。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单独债权的意思表示不能产生物权转移的效力，还必须有交付或者登记等行为，这两者的结合才能产生物权的变动的效果，这与瑞士的立法模式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