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想开会到怕开会再到被迫开会
卜安淳
【关键词】文献
【全文】
二十岁之前，我在乡村生产队劳动时，很羡慕生产队长数日就有一次到大队甚至到公社去开会。那时去开会与在田里劳动一样，是记工分的。一年到头，难得有生产大队开大会，所有劳动力都可坐着开会得工分，除了自己有特别重大的事，谁也不愿放弃这种开会的机会。生产队里也开全体参加的会，但一般都时间很短，且生产队长大都安排在劳动休息的间隙里开会。这种会，大家的心思里可有可无，但队长的心思里应该是重要的。
文革开始时我年纪小，但已经能记事。那时候农民们都热烈地开会，有时每天晚上都开会，开会看样板戏，开会搞大批斗。这种会大概不记工分，但应该算是一种特别的娱乐方式。所以，除挨斗罚站的地富反坏右外，白天劳累的农民们很乐意把这种开会当做消除疲劳的途径。在那种时候，我想，地富反坏右肯定怕开会，还有就是原来的干部们怕开会。
文革后期，70年代，批斗会渐渐少了，干部们开会渐渐正规，国家干部有工资，农村干部得工分，他们应该也渐渐地不怕开会、喜欢开会了。农民们开会机会变少，但因开会能得工分，当然很乐意开会。
我推测，在50年代那样热火朝天的生产运动中，假如开会不妨碍自己的收入，农民和工人，应该亦是乐于开会的。尤其是工人，工作一般都劳累，能在开会时稍舒筋骨，应该是颇乐意的事。再想到解放之初，开大会斗地主，分田地财产，那样的会，农民参加是胜利，是收获，他们岂能不乐于开会。再想开去，战争年代，前线战士一般是战前战后常开会，开会不仅为鼓舞士气，更是分析敌情，分析战况，要取得胜利，要避免失败、减少牺牲和伤亡，开会很重要，官兵一般不可能不愿意参加。即便从私心方面考虑，会场肯定比战场要安全，怕打仗的人也不至于怕开会吧。
有一种流行多年的说法，叫做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数十年中，我们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几乎是乐于开会的，于是这种会多，从社会心理看，似乎有一种合理性。但是，不知从何时起，开会越来越令人反感，社会上多数阶层的人们似乎都不愿意开会了。这颇需要思考，颇值得玩味。
农民们不愿开会，可能源于包产到户取代了人民公社。既然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不存在了，记工分的分配方式不存在了，村里开会、组里开会一般就不会有报酬了。开会无报酬，却要耽误各自的生产或生意，谁还愿意开会？即便有些会议给一些补贴，但假如在有些人的算计中，开会的补贴抵不上误工的损失，他们还是不愿开会的。工人情况虽不同，但国营工厂工人大多下岗，私营工厂工人都是合同招聘，开会已是工作和生活之外的事情了，既与报酬不相关，更会误工误时，无趣无味，谁还愿意开会？好在现在召集农民和工人开会的情况少之又少。但国家实现民主法制，有时候还是很需要公民开会的。工人农民已经不习惯开会了，出于选举之类的需要，偶尔召集工农身份的公民开会，一般是相当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