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权利救济穷尽”原则体现在整个
宪法审判活动之中。但这一原则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理论与实践的难题。从功能论的角度看，也有一些学者担心这一原则的实行是否会导致权利救济的负面功能。对于寻求权利救济的公民而言，遵循“权利救济程序穷尽”原则有可能造成程序上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一定意义上起着“负面”功能。而这种“负面”性实际上有利于确定
宪法与法律救济程序的界限，发挥着“过滤”
宪法问题的功能。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过滤”功能并不是绝对的，如不能有效地控制“权利救济穷尽”原则适用的合理范围，有可能给当事人权利保护带来损害。为了防止因机械地运用这一原则造成的实际损害，
宪法审判实践中允许存在一定范围内的“例外”情况。所谓“例外”情况，是指在特定案件的诉讼活动中，不受“权利救济穷尽原则”的限制，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直接可以获得
宪法救济。根据德国、韩国等国家的
宪法判例，通常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时不受“补充性”原则的约束。
1. 对法律规定直接提起
宪法诉愿的情况。依据法律直接产生基本权利侵害问题时，对法律本身的效力无法通过普通法院的诉讼形式解决时，可直接提起
宪法诉愿。如在1994年生计保护标准的违宪确认判决中，韩国宪法法院认为，本案的审判对象并不是行政机关的具体处分，而是根据保健部长官的指示确定的生活费的标准，因在现行的行政诉讼上没有救济途径，可解释为“补充性”原则的例外。
2.
宪法上规定了基本权利，但因议会的“真正立法不作为”，请求人无法依据具体法律寻求救济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下，如何尽可能地消除权利实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寻求法律秩序与基本权利价值的协调性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因为“对于公民来说，如果
宪法权利没有经过立法机构的具体立法来规定
宪法权利的行使方式，那么，他要直接依据
宪法行使
宪法权利就存在着危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的风险” [6] (页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