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已经于最近几个月里处理完毕的案件中，笔者没有发现欧共体委员会对体育的更广泛价值做错误理解的例证。实际上，笔者认为欧共体委员会在远不够明确的法律背景下找到了非常合理的解决办法，这是值得褒扬的。这既是因为条约本身并非为体育而制定，也是因为欧洲法院不愿意对竞争规则在体育领域的适用提供指引。因此欧共体委员会在2002年5月的备忘录[143]中以一种告别的口吻传达给人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即欧共体委员会承担着监管许多经济意义更为重大的产业部门的重任，同时还试图参与有关扩大的、或许也是
宪法性重构的欧盟的大型讨论，因此它感到已经将自己有限的精力足够多地投入到体育中了。但是，欧共体委员会正在中止一份相对成功的工作。公平竞争！
然而尽管体育界正越来越渴望通过其内部机制来促进纠纷的解决[144]，我们仍难以相信体育的商业化能允许欧共体机构保持平静。可能会出现欧共体委员会没法应付的案件，而且欧洲法院很可能会忙于处理个人诉讼。卷入这一领域的人不时地嘲弄那些对体育的特殊性做不诚实设想的律师们。例如据报道，2002年5月，由欧洲顶级足球俱乐部组成的“G-14”集团[145]的发言人在提及关于达成球员工资与转会费的最高限额的协议时，证实了“G-14”的首要目标是减少它们彼此间作为买方的竞争：“禁止拍卖球员是很重要的[146]，因为这会造成价格疯涨。”限制需求方的竞争对于抑止价格来说算是明智之举，但这正是欧共体条约第81条的禁止性规定的核心。尽管真正的集体议价不在条约第81条的管辖范围之内[147]，这类雇主之间的水平协议却不能幸免。可以预料，诸如工资帽及其它由多个俱乐部集体制定或由权力机构强制实施的，目的是遏止俱乐部过分开支的措施，会在未来给律师们带来不少增收的机会。
【注释】作者简介：裴洋，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体育法、国际私法。
COM(1999) 644/1 and /2. See further below, Parts 5 and 6. See Weatherill, “The Helsinki Report on Sport”, 25 ELRev. (2000), p.282.
Case C-264/98, Tibor Balog v. Royal Charleroi Sporting Club,referred by the Tribunal de premiere instance de Charleroi under an order of 2 July 1998, removed from the Court’s register on 2 April 2001.法律总顾问斯迪克斯－海克尔于2001年3月29日发表的意见并没有正式公布（根据Court Press Release No.11/2001, 29 March 2001, 聆讯被“取消”了），但它倾向于认为与条约第81条不符；埃格尔(Egger)和斯迪克斯－海克尔的未发表的观点中的循环分析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Sports and Competition Law”: A Never-Ending Story?”, (2002) ECLR, 81.
Deliege, paras. 36-38 of the judgment; Lehtonen, paras. 28-19 of the judgment.
Cf. Hannamann, Kartellverbot und Verhaltenskoordinationenen in Sport(Berlin, Duncker and Humblot, 2001); Van den Brink, Van den Brink, “EC Competition Law and the Regulation of Football”, (2000)ECLR 359.
第四事务部（后来是）代理主任庞斯(Pons)承认在“体育与欧洲竞争政策”中存在困难，Ch.6 in Hawk(Ed.),1999Fordham Corp. L. Inst.(2000), plus discussion ibid. in Ch.9. 关于近期官员（包括庞斯）的实践表述，consult europa.eu.int/comm./sport/key_files/comp/a_comp_en.html; and see also Ponds, “La politique europeenne de concurrence et le sport(1995-2002)” (2/2002) Revue du Droit de l’Union Europeenne 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