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董事、经理违法对外提供担保的效力，《
公司法》并无明确规定，仅于原第
214条第3款规定：“董事、经理违反本法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责令取消担保，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将违法提供担保取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情节严重的，由公司给予处分。”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董事、经理违法提供担保的行为并非无效，而是恰恰相反。因为只有在担保有效的基础上才能责令取消担保，否则，如果担保无效，也就谈不上什么取消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公司法》原第
60条第3款作为强制性规定，在性质上应属取缔规定而非效力规定，[13]它仅仅约束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董事、经理的个人行为，不具有约束公司的效力，更不具有约束公司债权人的效力。“分析该条文并作反对解释，董事、经理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股东或者个人债务所提供的担保有效”。[14]
尽管立法上对董事、经理违法担保的行为效力问题语焉不详，但作为我国最高审判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却作出了绝对无效的否定性评价。《
担保法解释》第
4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上述解释，银行界从自己的利益的角度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
公司法》这条规定只是限制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活动，并不能影响公司对外的民事责任。换句话说，《
公司法》规定董事和经理不允许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股东和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只是为了约束董事、经理的个人行为，防范道德风险，并不是为了规范法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发生了董事和经理以公司名义对公司股东和个人债务的担保行为，只是应对董事、经理个人行为进行处罚，并不应影响公司对外承担的法律责任——这就是说，担保本身并没有丧失法律效力。银行界的异议并没有改变最高法院的立场，就在《
担保法解释》出台后一年，最高法院即在“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 中再次坚持并重申了其在司法解释中的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60条第3款对公司董事、经理以本公司财产为股东提供担保进行了禁止性规定，中福实业公司的章程也规定公司董事会非经股东大会批准不得以本公司资产为公司股东提供担保，因此，中福实业公司以赵裕昌为首的五名董事通过形成董事会决议的形式代表中福实业公司为大股东中福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行为，因同时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中福实业公司章程的授权限制而无效，所签订的保证合同也无效。”[15]
最高法院的法官在论述公司对外担保的限制问题时，认为《
担保法解释》第
4条以及“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是利益衡量的产物，体现了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曹士兵指出，“在利益衡量上，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在公司担保问题上被置于较之债权保护更为重要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证券市场经历了风风雨雨后的理性选择。原证券管理委员会发布的61号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裁决的‘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从价值取向上明确了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从监管的角度和法律适用的角度，传达了在利益衡量上对中小股东权益的眷顾的理念。”[16]有的学者则对此提出不同主张，他们认为这是最高法院利益衡量的误区，“在利益衡量问题上，最高法院也没有考虑其行为可能给银行业带来的巨大冲击，不懂得尊重业内的意见的重要性。按照银行业的解释，企业正常的担保行为往往可以使企业投资者同时获益，并不是所有公司为股东担保的行为都会损害其股东的利益。根据银行的信贷实践，公司的担保行为往往发生于有关联的企业之间，否则，担保关系一般不可能发生，而最终影响企业的贷款融资的效率。由于对银行资产进行监督的主要力量应该是新成立的银监会，它的主要职责是化解银行业的风险，最高法院应该依靠银监会的力量来化解2700亿元的风险，而不是增加其风险。所以，最高法院对于在司法解释形成之前的2700亿元的信贷资产应该有所说明，这种解释必须是具体细致和语境化的，必须尊重业内已经形成的市场惯例。”[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