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本 [4]。 在日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通过判例所形成的规则，而并不是通过法律条文规定的规则，一般认为1978年大阪冰毒案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质根据，主要有三种学说，分别为规范说、司法廉洁说（或者叫司法无瑕说）和抑制效果说。日本学者田口守一认为：“应当以抑制效果说为主，同时考虑另外二种观点，在进行综合分析后再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存在二种观点，一种称为绝对排除说，另一种称为相对排除说，相对排除说认为应依据一些条件或者情形来确定该证据是否应予以排除。对于“毒树之果”的问题而言，认为这些派生证据并非都必须全部予以排除，要依据违法的严重程度和两个证据之间的关联性来判决该派生证据是否都应予以排除。此外，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存在一些例外，比如必然发现例外、善意的例外等等。日本没有像美国那样普遍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排除某些证据的运用，但是却给了我们许多有益启示，如在判断“毒树之果”是否应当予以排除时需要在采用一定的标准衡量后才决定，这是很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与借鉴的。后来日本
宪法第
38条规定：“以强制，拷问或胁迫取得的自白，或者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拘留或拘禁后的自白，不得作为证据”。从法律上正式确立这一规则。
（3）德国 [5]。在德国，主要是通过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来确定非法证据是否予以采用，而且把非法证据的排除，区分为两种，即指违反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和使用证据的禁止性规定，这两种情形来处理。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六a条规定：“禁止使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讯问被指控人，也不能使用有损于被指控人记忆力、理解力的措施讯问，即使被指控人同意这样做，所得到的陈述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过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却对以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是否可以认定没有作出规定，因此学者们的意见不一致。但是法院以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反对“自动”适用排除规则，而是认为应采取个案处理，不能简单的认为只要证据取得的方式非法就必须予以排除，不予采纳。德国某些学者认为对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可以有效阻止执法人员使用非法方式取得证据的观点不认同，他们认为，只有满足一定条件的非法证据才予以排除，需要具备的条件是：“1、违法取证行为必须是损害了能从排除证据中受益的人的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2、证据的排除须是为曾经被破坏的程序性规则所服务的； 3、这些证据除了使用违法手段外就不能取得；4、证据的排除不能与‘真实’事实处理案件这一最高利益相冲突相悖离。”对于“毒树之果”，德国法学界和法院多倾向于该派生证据具有可采性，并不像美国那样采取较多的排除。
3． 国际条约
联合国1979年通过的《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规定：“执法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应尊重并保护人的尊严，并且维护每个人的人权。”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本公约缔约各国，考虑到根据联合国宪章宣布的原则，承认人类大家庭一切成员具有平等与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世界自由、公正与和平的基础;认识到上述权利源于人的固有尊严;考虑到宪章尤其是第五十五条中规定：各国有义务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守;注意到世界人权宣言第５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７条都规定不允许对任何人施行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并注意到大会于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９日通过的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宣言，希望在全世界更有效地开展反对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斗争"；“就本公约而言，“酷刑”系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被怀疑所作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又是在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随附的疼痛或痛苦则不包括在内”。世界刑法学协会第15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0条明确规定：“任何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取得的证据，包括由此派生出来的间接证据，均属无效。”联合国以上公约表明，尊重和保障人权，禁止刑讯逼供，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成为当前各国刑事制度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和世界潮流。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价值
（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相关价值的关系
1 ．与人权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