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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讲的共和主义的核心，就是混合；它要混合多种政治因素，混合多种制度原则，，从而达到均衡；在混合与均衡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比较均衡的政治框架，或曰宪政框架。
对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共和主义可以对我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迪，使我们在几个方面关注混合和均衡的问题。
第一个要关注的混合是基本的混合。在思考政治制度、宪政制度的时候，必须考虑到领导、精英和大众三重因素在政治制度中的混合与均衡。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在现代社会的情况下，如果不容纳民主的成分，这个政治制度很难拥有很大的合法性，从长久来讲不会稳定。此外，这个政治制度可能没有办法凝聚、造就现代的公民，使整个国家形成一个共同体。民主的成分在现代政治中是一个不可舍弃的因素。
记得我前几年在《自由主义》这本书里面提到民主时，特别讲到了这么一个道理：现代国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非常脆弱的，这就好比现代的婚姻。传统的婚姻是比较稳固的，夫妻之间有许多彼此联系的纽带：共同的财产因素、共同的家族因素等等，当然，也可能包含——也可能不包含——一点爱情、感情的因素。到了现代社会里面，男人女人都比较独立了，大家都有工作，有的人还不要小孩，婚姻唯一的基础，就是所谓的爱情，一种idea，我喜不喜欢你？我不喜欢，byebye。现代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和现代婚姻有相似之处；维系一个国家稳定的其他因素在逐渐淡薄，国家的基础越来越建立在人民接受的程度之上。许多貌似强大的国家，一旦失去人民的接受，可能哗啦一声就完蛋了。我记得有一次在北大做讲座，当时跟一个朋友有过一次辩论，他问：苏联为什么会倒台？我说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当时我引了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里的那首歌的一句歌词：再也不能这样过。以前我们分析一个政治制度崩溃的原因，总会分析什么经济的危机呀，内忧呀，外患呀。然而，苏联当时解体，经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大家对这个政体失去了信念，政权丧失了legitimacy，所以政权一夜之间就倒了。民主制度的引入，从最低限度来讲，是使政权恢复合法性的一个基本途径；从最高限度来讲，民主制度可以培养现代的公民意识，造就一个强大的国家共同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没有竞争力，从最根本上来讲，就是看这个国家的人民有没有公民意识，是否觉得他是这个国家的成员；打仗也好，搞建设也好，不管什么，这都是最根本的。怎么才能使人民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成员呢？我想，引入民主机制，恐怕是唯一的途径。说一千道一万，如果人民不能参与重大的事情，你要他们感觉到自己是主人，非常困难。我想，混合政体的标准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共和国，也就是民主共和国。领导、精英和大众三重因素的混合与均衡中，大众原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体现。
大众的参与可以有多种形式，其中一种形式就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容易出现的民粹主义，这是我现在对中国非常担心的一点。前一段时间我给一个杂志写专栏，专门写了一篇小文章——《莫把民粹当民主》。什么叫民粹主义？就是说，事无巨细，事无大小，它都强调要由人民做主；它轻视政治统治中精英的作用、专家的作用、素质的作用。现在中国报纸上报道的一些创新的事情，有相当多的都有民粹主义倾向。中国必须注意，不要滑向拉美，因为拉美有着相当大的民粹主义成分。民粹主义有什么表现？一个就是经常弄公民投票，一个就是对民主的程序过分迷信，对民主的制度化却不太相信。然而，西方的民主是代议制民主，而不是直接民主。18世纪英国有一个思想家叫柏克，在英国当了几十年议员，有一次当选之后他对选民说，你们选我，我叫代议员，英文叫representative，不是一个代表，不是一个delegate。什么意思呢？我不是你们派到伦敦西敏寺（Westminster）的代表，我是你们的代议员。你们选我，是因为我聪明、有道德。你们选我上来之后，对不起，这几年，我将按照我自己的知识和良知来判断事务、参与政治。你们可以提意见，但是我听就听，不听就对不起了。如果你们觉得我不好，下一次选举的时候你把我选下去；但是这几年，我是你们的representative，而不是你们的delegate。如果按照英美的实践来讲，精英的作用应该包括文官制度的稳定、代议制而不是代表制的构建，应该包括社会精英和知识精英对政治的相对稳定的影响。
还有一重因素就是领导，leadership。这块我自己并没有非常深的体会，但是我经常想，leadership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一些政治家。对此，韦伯曾经有过非常精彩的分析。他说，政治家既要有信念伦理，又要有责任伦理；他既能够做出决断，有时候这个决断是大家所不喜欢的，又能够在关键时刻使用dirty hand，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政治家一定不能优柔寡断，他一定要能够做出决断。总之，共和主义对我们的第一个启示，就是领导、精英与大众这三种原则的混合与均衡。这大概是思考今后几十年中国政治转型的时候必须考虑的第一个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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