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个反对民主的论据就是怀疑民主制度能不能产生高素质的领导和高效率的政治体制。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否认，对于一个政府制度而言，政治结构的高效率、领导人的高素质，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从最本质的角度来讲，民主制度在选择领导人的时候，把原来的多重标准简化为单一标准：数人头，多数人认为他好，他就上去了。然而，在选择政治家的时候，一般老百姓的理性能力并不是永远都令人钦佩的。对此，人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比如说最近美国加州的选举，著名影星阿诺就当选了州长，至于阿诺是不是一个最适合的加州州长，我想大家有很多的质疑。用民主的方式选择领导人，最终标准就是数人头，然而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他唱歌唱得好，跳舞跳得好，人性随和，等等；人民喜欢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原因，但是他并不一定适合当领导。当时美国总统选举，布什当选，很多人就说，布什这个人不聪明，他们说，这就叫民主吗？民主有什么好的？不就是选出这样的领导人吗？我们国内选举也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不民主的时候，100个领导有99个混蛋，大家都说：哎呀，不民主的制度嘛，这是可以想见的，没有办法。如果实行了民主，100个领导选出了1个混蛋，大家就痛心疾首：这就叫民主吗？这样的人怎么能选上去呢？怀疑民主制度能否产生高素质的领导人，是批评民主的一个重要理由。
批评民主的人还有一个论据涉及到民主和经济的关系。我个人感觉，民主和经济的关系非常复杂。经济的发展有着多重因素，不能轻下断言。比如，中国最近经济发展得好，印度经济发展得差，而中国民主的程度没有印度高，这是不是因为印度的民主化程度高，中国的低呢？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我想，建立这样一种因果联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给学生讲政治理论的时候，第一节课要讲一个小故事，以说明建立因果联系是极为困难的。什么小故事呢？我本人的一个小故事。我以前在英国念书，1987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不幸地从英国坐飞机到美国去——当时我太太在美国念书，结果去了以后没几天，国内就发生了学生的示威游行，结果就是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辞职。过了两年，1989年，我又非常不明智地从英国坐飞机到美国，结果过去不久，就发生了大家都知道的八九风波。于是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我非常不聪明地选择了从英国到美国这样的行为，结果导致了国内政治的重大事件呢？（掌声）这就是说，在两个事情之间、在很多事情之间建立因果联系是极为困难的。
回到经济发展的问题上来。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发展，有多种因素。马克斯．韦伯讲过，新教伦理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极大。在英国念书的时候，一位朋友跟我讲，为什么印尼和马来西亚经济发展就慢一些，中国就快一些呢？他说，好比说拉洋车，印尼人拉了三天，觉得后两天够吃了，就先休息两天，然后再干；中国人呢，拼命地干，攒到钱以后再买一部洋车；他们最开始是自己拉，拉到后来，就可以出租洋车给别人拉了。我想，没有任何人能够否认经济伦理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因此，在分析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另一个社会经济不发展的时候，简单地归结为政治的原因是不合适的。如果真要这么做，也必须要有分析框架，指出民主到底怎么导致了经济的不发展。经过仔细的琢磨之后，我想，民主确实在一个方面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有些人已经间接指出来了，我现在说得更明确一些；那就是，民主可能导致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以台湾为例，台湾的选举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民主给台湾的财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原来国民党当政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交纳养老基金的人，在年老的时候才能得到养老金。上次选举的时候，民进党为了争取老年人选票，就许诺：尽管你们当年没有交钱，但是，如果你们选我，选上去之后，你们每月将能得到三千台币。国民党就比较傻，他们就想，每人三千台币，那不就导致财政赤字了？结果，民进党就上去了。这一次选举，我了解了一下，在养老金的问题上，各党都在纷纷抬价，你三千，我三千五；你三千五，我四千。这是容易导致经济不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因素。学国际经济的同学，以后要多注意印度和拉美的民粹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每一次选举的时候，印度的政治家都要许诺：我上去之后，要给穷人多少多少社会保障。每一个人都这么说，社会福利的支出不断上涨，结果导致经济分配出现了福利主义的倾向。当年，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穆勒就已经注意到：民主有可能导致福利主义。
现在我把当前赞成民主和反对民主的论据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我们理论界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就是必须在两个非常不可爱的选择之中进行选择：要么，实行民主，我把这种民主概括为大众民主，比较强调大众参与、直接选举；要么，为了防止民主可能带来的一些不可爱的后果，就继续维持权威主义。目前的理论界大概就这么两种观点。所以，我今天希望超越大众民主和权威主义，提出来一种新的理论思路，以期鱼和熊掌兼得，这正是我今天这个题目——超越大众民主与权威主义，共和主义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启迪——的涵义。那么，我马上转向今天演讲的第二个部分：西方的共和主义传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