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立法上对董事、经理违法担保的行为效力问题语焉不详，但作为我国最高审判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却作出了绝对无效的否定性评价。《
担保法解释》第
4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上述解释，银行界从自己的利益的角度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
公司法》这条规定只是限制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活动，并不能影响公司对外的民事责任。换句话说，《
公司法》规定董事和经理不允许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股东和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只是为了约束董事、经理的个人行为，防范道德风险，并不是为了规范法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发生了董事和经理以公司名义对公司股东和个人债务的担保行为，只是应对董事、经理个人行为进行处罚，并不应影响公司对外承担的法律责任——这就是说，担保本身并没有丧失法律效力。银行界的异议并没有改变最高法院的立场，就在《
担保法解释》出台后一年，最高法院即在“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 中再次坚持并重申了其在司法解释中的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60条第3款对公司董事、经理以本公司财产为股东提供担保进行了禁止性规定，中福实业公司的章程也规定公司董事会非经股东大会批准不得以本公司资产为公司股东提供担保，因此，中福实业公司以赵裕昌为首的五名董事通过形成董事会决议的形式代表中福实业公司为大股东中福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行为，因同时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中福实业公司章程的授权限制而无效，所签订的保证合同也无效。”[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