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对公平责任考察的结论与简单展望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
民法通则》第
132条，是80年代中期我国民事立法由起草“民法典”向起草《
民法通则》转轨的特殊时期，在较短的时间内，总结50年代和80年代两次民法典起草经验，引进南斯拉夫债法修订所贯彻的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内容和体例上综合借鉴1922年和1964年《苏俄民法典》的产物。由于未经过较长的理论酝酿和讨论，又没有立法理由书，无怪乎有学者感叹，由于《
民法通则》第
132条的规定，加上概念规范与思维逻辑不严格，故使得“公平责任”原则之说在民法学界至今甚为流行 [23]。
从上述考察还可以看出，《
民法通则》第
132条的规定，应该结合第
133条理解，其适用范围，较之1922年《苏联民法典》更小，应仅适用于《
民法通则》第
133条，具体适用上结合《民通意见》第158－161条的规定。因此，《
民法通则》第
132条的适用，不能够抛开第
133条的限定，该条文不但不是归责原则，而且也不能单独作为责任基础适用。这样的适用范围，与世界主流立法模式应该说是一致的，即由于年幼或智力不全而缺乏判断力的人所负公平责任的情况。 [24]但在立法技术上，由于《
民法通则》第
133条的独立规定，且没有立法理由书进行说明，导致了适用上范围的扩大化。
未来《侵权责任法》在立法技术上，应该注意限定公平责任的适用范围，局限于监护人及其类似情形中，避免造成进一步的理论混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新的监护人责任类型，如夫妻离婚后的监护责任、精神病院、敬老院等其他机构的监护责任，这些好的司法经验都应该在未来《侵权责任法》中予以明确。另外，单位监护人不承担补充性的监护责任，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且不利于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因此应该适用与自然人监护人同样的规则。考虑到上述几种不同的监护人责任，应该适用共同的侵权责任形态规则，笔者建议未来《侵权责任法》规定一条仅包含原“公平责任”中责任分担内容，而不单独作为责任基础的责任形态的条款。拟称为“分担责任条款”以示同“公平责任”的区别，即依据公平原则，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所谓“实际情况”，包括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受损害程度等情形。需要强调的是，“分担责任条款”自身不单独构成责任基础，而在具体侵权行为类型条文中明确规定其适用，这样便避免了公平责任条款单独规定是否能够单独适用的理论混淆，并达到了限制公平责任适用范围的目的，同时为更多的适用“分担责任”形态的立法保持了开放的空间。 [25]
【注释】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参见“李萍、龚念诉五月花公司人身伤害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2期。“李彬诉陆仙芹、陆选凤、朱海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4期。前案适用了公平责任，而后案却没有。对比同年公布的这两个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情，并无实质差异影响公平责任的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