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还承担了文明社会“净化器”的责任。不管是在社会的那个阶段、也无论是在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贫穷落后的地方，总是有一些社会的“毒瘤”需要清除。比方建国初期在旧中国社会背景下滋生的乞丐、扒手等无业游民和城市妓女，改革开放新旧体制转化中出现的 “黄、赌、毒”分子，他（她）们以乞食、偷盗、赌博、卖淫和贩卖与吸食违禁品为生，毒害社会，败坏了地方的风气、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如果不能及时清除，势必会阻碍社会的文明进步。有资料说明，“劳动教养制度创建以来累计教育改造了300万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人”（资料来源：见陈瑞华《劳动教养的历史考察与反思》）。通过劳动教养，让这些“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思想学习和劳动锻炼，来完成改造思想、塑造行为、学会生活、自食其力的任务，就是一项文明的创举，是一项很了不起的社会“净化”工程，对于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国家管理的文明水平，起到了十分积极作用。
（四）、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因为自然界的运动是自在的；而社会发展却是自为的，社会发展的客观性表现为“历史合力”（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7页）。劳动教养形成并实现，在于与我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相适应。
一般认为，劳动教养作为我国的一项法律制度，大体上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55年党中央的“两个指示”，到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公布，为创办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党中央为了将从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内部肃反中清理出来的不够判刑、又不宜留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分子集中起来，进行安置，区别劳动改造，在各省市筹办相当规模的劳动教养机构，并对有关工作做出原则规定。第二个阶段，从1957年《决定》的公布实施，到1966年“文革”的开始，称为“大办阶段”。《决定》是我国关于劳动教养的第一部重要的行政法规，它把党中央关于劳动教养的内部指示，用行政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把党的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劳动教养走上了法制化正规化的轨道。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文革”期间的十年动乱，称为“遭到破坏阶段”。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堪称一场浩劫，既是我国各族人民的一场严重灾难，也使劳动教养受到冲击和破坏，劳动教养事业几乎处于停办之中。第四个阶段，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十年动乱进行全面的清算，劳动教养工作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经过恢复整顿，逐步走上全面发展的轨道。第五个阶段，是1979年以来。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2年1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 2月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新时期的劳动教养工作方针做出了全面的概括，劳动教养工作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努力适应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战略目标，得到迅速发展。四十多年来，劳动教养根植在中国的土地上，按照事物发展曲线式螺旋式的前进路线，从无定制的处罚措施向有标准的法制化方向前进，法律制度日趋完善；从简单化向科学化方向发展，尤其是执行制度更加文明、科学、合理，符合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权的保障与人性的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逐步为社会理解，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