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的核心和实质是行政权，行政权一词最早源于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的《政府论》一文，在该文中，为了保障社会的安全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洛克首次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联盟权；而司法的核心和实质则是司法权，司法权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文，为加强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制约，他在洛克分权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主张三种权力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以防止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独断专行。由此，“三权分立原则”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非常重要的一项政治制度，并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从我国的历史传统看，古代的法律制度是“诸法合体”，司法与行政不分，司法权受行政权排斥和吸收，典型表现即是行政长官在行使行政权力的同时，还执掌着司法权。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使得政府权力无限扩大，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监督功能难以发挥。改革开放后，法治思想深入人心，尤其是随着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司法权与行政权在职能上基本分开，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功能有所体现，但二者在体制上并未完全分离，司法权对行政权仍有相当程度的依附性。因此，不论是从我国的历史传统、法律背景、法律文化出发，还是从我国一党制的政治体制出发，都决定了我们在对司法权进行配置时，在对司法制度进行设计时，必须考虑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民族传统、社会心理，而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搞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我国属于一党执政的国家，不论是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同时，在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政治制度构架中，司法权、行政权均来源于立法权，不管是拥有司法权的司法机关，还是拥有行政权力的行政机关，他们都由立法机关选举产生，都对立法机关负责，并共同接受立法机关的监督，因此，在我国既无分权思想产生的土壤和基础，更无分权制度的建构和保障，我国的政治制度不是“三权分立”，而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之上的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在强调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监督的同时，更强调司法权与行政权通过彼此协调、良性互动来实现各自在国家权力配置中的功能和作用。监督中有互动，互动中有监督，这是在新时期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必然要求。那种不根据国情，片面追求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观点，容易引人误入歧途，给司法功能的正常发挥带来不利影响。
三、我国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审查对象与深度的有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