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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干预性。这是就社会公共性的实现手段来说的。社会公共性的实现必须依靠一定的干预。这里的干预性，指的不是纯粹的内在自发性还有外在强制性，不是纯粹的市场机制调节还有国家权力干预性，不是纯粹的私人自治性还有公共决策性，具体包括：立法干预、司法干预和行政干预，其中行政干预（政府干预）又可包括财政政策干预和货币政策干预，等等。
只有借助国家干预才能保证社会公共性的实现。社会公共性就是上述四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三、社会公共性的凸显，标志着社会奏响了新的基调，展示了新的转向。20世纪以来，社会公共性已经成为时代精神的体现和社会要求的反映。
第一，社会公共性的凸显，标志着社会从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以前的社会以个人为本位，但个人是千差万别的，这些千差万别的个人被一同推向个人本位所支持的自由竞争中，让他们优胜劣汰，结果只有那些极少数优者才能作为胜者幸存下来，而绝大多数劣者作为败者被淘汰了。因此这种个人本位的社会实际上是极少数人本位的社会，这极少数人垄断经济、左右政治、控制社会，社会已成为极少数人的社会，而绝大多数人却经济困窘、政治无权、依附社会，社会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羁绊。这是对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的背弃，这是对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反动。社会正义的力量必然要求国家出面纠正这种异化了的个人本位，让社会真正以每个人为本位，恢复每个人作为人的社会主体资格，捍卫每个人作为人的平等自由民主人权，这就要求实现社会从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
第二，社会公共性的凸显，要求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市场是一种配置社会资源的机制，促使这一机制有效运转的内驱力是利己主义。亚当•斯密曾断言，一支看不见的手能成功地引导着自私地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5〕（P27）但"斯密对此完全没有证明，自1776年以来，也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给予证明"。〔6〕（P1138）实践倒是证明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并不能自发地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反而往往破坏社会公共利益。此外，生活在市场中的是一种"经济人"，他追求自身利益的极大化。为此，他必须节约成本，投机的方法是使成本外在化，成本外在化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转嫁给私人，一是追加给公共利益。第一种途径，由于侵害人们的私利，会遭到有切肤之痛的私人的反对。而第二种途径，由于社会公共利益权属不清，不为人们所关切，对它的侵害常常不为人们所察觉和制止，因此往往成为使个人利益极大化的捷径。结果，公有财产被私人免费盗用，公共资源被私人贪婪攫取，社会环境被私人任意破坏。这种损人利己已经破坏了社会的共同基础，危及到了人类的生存。社会必须向追求自己私利的人们申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有财产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公共资源只能归公众所有不得由私人攫取；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一片天空，必须让人们共同拥有一块绿地，一片蓝天。社会公共利益必须确实加以保护。
第三，社会公共性的凸显，表明人们要求国家提供社会福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人们对生活水平提高的习惯性期待也在增长。但社会分配主要是通过市场调节进行的，市场法则是一套竞赛规则，它只会把社会财富奖赏给那些极少数的市场竞争优胜者，而不会同情和兼济那些绝大多数的市场竞争失败者。因此，"没有理由认为收入分配应该产生于自由放任，达尔文式的竞争会被认为是一个对国民收入这张饼作出公正或平等分割的方式。"〔6〕（P1173-1174）市场分配会导致严重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这已经危及到绝大多数人的生存。面对一方面社会经济不断增长，一方面社会贫困却日益加剧，人们开始强调自己的"应享"（entitlements），从而导致愈来愈高涨的"应享革命"。〔3〕（P69）人们乞灵于国家，要求国家提供社会福利，提供社会救济以维持人们与社会生产力相当的生活水平，帮助那些社会不幸者过上作为人的体面的生活。
第四，社会公共性的凸显，要求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市场调节作为一种经济调节机制，确能使经济有效地运转，并创造许多经济奇迹，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也会失灵，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宏观经济的困境，如通货膨胀、社会失业和分配不公以及垄断现象、外部效果和公共物品，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公共性问题，它们的解决要求国家干预（政府干预），国家干预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外在保证，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6〕（P87）随着国家干预的加强，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从此社会由自由放任状态进入了国家管理的社会（state managed societies）。〔3〕（P70 ）国家干预是社会公共性的本质所在和根本要求，无论是实现社会从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还是提供社会福利，都有赖于国家干预，没有国家干预社会公共性要求就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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