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青年、五四、宪政
张千帆
【全文】
我要对青年说的是，爱国和宪政当然不是顾此失彼的矛盾选择；今天，你们要用爱国的热情来推动宪政，因为只有虚心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用你们的知识和抱负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宪政国家，才算得上真爱国！
虽然每个人都一度是青年，但是要给青年写几句有价值的话却委实不容易。北大、青年、五四当然是和中国近代命运息息相关的论题。谁都知道，《新青年》是在北大创办的。当时，北大自己才刚满18岁，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青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那一段激动人心的寄语，正是说给青年听的。新文化运动掀起的那一股飓风，对自由主义在中国青年中间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假若这种影响得以持续下去，中国很快就能看到宪政的曙光。不过可惜就在短短三年后，巴黎和会重新燃起了国人对列强积压了80年的怒火，此时一齐迸发出来、熊熊燃烧，将从列强那里舶来的一点自由主义烧个七零八落；青年情绪自然也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从自由主义转向了“爱国主义”。加上正值西方各国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水深火热中，睿智如梁启超都在庆幸中国没有落入自由主义的泥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更为中国热血青年送来了新的希望。
自由主义凋零之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正当其时，而这种转折在一度作为自由主义旗手的陈独秀自己身上体现得最淋漓尽致。虽然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同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但是马克思和洛克、斯密、孟德斯鸠这些西方“体制内”学者恰好相反；他是西方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批判者而非维护者，他对“罪恶的资本主义”的无情鞭挞想必令义愤填膺的中国青年热血沸腾、击掌欢呼。虽然当时的中国社会和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也未必理解资本主义究竟有什么“原罪”，但是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话语却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很亲切——终于，有一个西方人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了！手捧《资本论》这样厚重的鸿篇巨制，阅读其中震撼人心的论证和声讨，凡是有理想、有信仰的热血青年很少不动心的。至于学说本身的是非，无论是当时中国还是西方的社会现实都不足以验证，包括陈独秀这样的“前辈”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未必真正理解学说的真义，而是凭着自己的兴趣和情绪将某些学说引入中国，进而引导中国的青年。经济基础、历史规律、社会进化——对于没有任何科学训练的青年学子来说，这些毫无疑问都是真理和科学的声音，剩下的任务只是自己去领会、理解和证明而非反思或质疑这些真理的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