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观念转变问题。我们在明确了价值的判断与选择之后，还需要转变观念，使全社会都认识到尊重和保护个体权利的重要性。目前司法机关、公共舆论乃至公民个人对无罪推定的认识还不是很充分，诸如此类的说法屡见不鲜：“三名持枪走私毒品的歹徒在开枪拒捕落网后，居然把‘零口供’视为‘救命草’，企图逃脱法律的追究……检察院分析认为全案证据相互印证，案件事实之间没有矛盾，对三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7]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人们还没有从如实回答的旧观念中走出来，仍然将沉默视为一种抵赖，视为一种逃避。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认识人权的重要性，不从根本上认识如实回答义务的弊端，那么无罪推定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第三，制度设计问题。在法制的整个动态过程中，立法应当是基础性的工作，因此，立法的先进与完善无疑是在刑事诉讼制度中保障人权的重要基础。但无罪推定与如实回答义务的矛盾就说明制度上有缺陷，至少是制度问题的一个反映。在制度的完善上，首先要以无罪推定作为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废除有关如实回答义务的规定，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不自证其罪的特权以及沉默权。无罪推定也应当成为
刑法的基本原则，甚至应当使其成为
宪法的基本原则，写进
宪法。其次，进一步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要求回避的权利以及上诉和申诉的权利。再次，在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的同时，也要明确规定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的义务与责任。
第四，在实际工作中加强对人权的保护。这实际是对前两个问题的合理延伸，因为无论是思想的转变还是制度的建设，归根到底都要通过实践来完成。然而实践是复杂的，即使我们正确解决了无罪推定与如实回答义务之间的矛盾，也无法说这就能对人权的保护起到多大的现实作用。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存在的诸如刑讯逼供等问题，并不是有了相应的规定就可以解决，甚至在一定时期内是无法完全解决的，这是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的现象。我认为我们目前所能做的是一方面努力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另一方面在制度上加以预防，规定侵犯人权的法律后果，制约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的活动，例如建立专门的人权监督和保护机构，为受侵害者提供控诉和申请救济的法律渠道；加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侦破案件的透明度，加强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制约；加强律师的权利，充分发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的作用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