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之前，司法机关并不能断定他所说的是否真实，而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是有嫌疑或知情的，因此，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自己辩护或者缄默的时候，很容易让人感觉到他/她没有如实回答，而是在“抗拒”司法机关的追查。在如实回答义务之下，尽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自我归罪的义务，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对对自己不利的指控保持沉默，更不允许掩饰和隐匿，其是否是如实回答由司法机关加以判断，这无疑剥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强大国家权利时的对抗能力，加剧了被指控者面对国家强权时的弱势，也为刑事司法系统打开了通往刑讯逼供的法律之门。
再次，如实回答义务的直接产物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在这里被理解为如实回答——问题在于这句话是有逻辑矛盾的：如果我们并不知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有罪还是无罪，那么其坦白可能产生的一定是两种结果：有罪或者无罪，那么我们凭什么说“坦白”就要“从宽”呢？这句话的准确表达似乎应该是“有罪坦白从宽”，否则有有罪推定的嫌疑；抗拒则被理解为不如实回答——这种理解在我看来也不准确，因为根据罪行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观点看，拒不坦白交代罪行本身并不能构成从重处罚的依据，也即对于这一规定法律没有相应的制裁性补救条款。因此有学者提出，消极地不供述，不承认犯罪事实而没有积极的抗拒行为，不能算是“抗拒”，它并没有加大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只有那些积极的掩盖自己犯罪行为如销毁证据等等，才能算是抗拒。[2]
最后，
刑事诉讼法第
46条规定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这就意味着只有口供并不能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而不少（甚至是大量）刑事案件，如果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很有可能因为没有必要线索而无法破案，没有切实的证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然也就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就有了“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新说法，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行如实回答义务的某种缺陷。
二、“你有权保持沉默”
与如实回答义务相对应的，乃是沉默权制度。前者是要求被讯问者不得保留和隐瞒地回答问题，而后者则赋予被讯问者保持沉默的权利，沉默权的法律渊源是无罪推定。
无罪推定这一当今世界法学和司法领域中的共识，通常被表述为司法过程中应由诉方（在公诉案件中即司法当局）负被告有罪的举证责任，而被告不负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如果法庭不能证明被告有罪，被告就应被视为无罪。无罪推定是社会交往和利益博弈中对人权，尤其是对博弈中弱势一方权利的保护原则在法律上的体现。[3]我国法律虽未明确规定无罪推定，但在
刑事诉讼法中吸收了无罪推定的合理内核，并且衍生出刑事诉讼证据上的两个规则，一是“谁主张，谁举证”，二是“疑罪从无”。无罪推定也被一些学者概括为以下几个原则：第一，只有法院并依照法定的诉讼程序，才能判定某人有罪。第二，证明犯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通常是由警察和检察机关承担；第三，疑罪从无；第四，被告人有沉默权。[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