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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性因素。在人性因素上主要有：
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含义，一是环境本身的不确定性，在市场交易中，由于参与者众多，同一项交易很少重复进行；同时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其次，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虽然决策者总是试图理性决策，但是受到有限的信息、处理过程及沟通能力的限制。特别在不确定环境中，交易的环境因素不能在交易前后清楚认知，交易对方的行为不能用简便的方法加以确定。由此可以推论，所有任何签署的复杂的协议、契约或合同，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的不完全，都不可避免地是不完整的。
机会主义行为(opportunism)。交易双方的利益有时是相冲突的、不一致的，此时，信息较多的一方，会利用对方信息较少的缺点加以欺骗，以达到自身的利益。“在多数情况下，投机是一种机敏的欺骗，既包括主动去骗人，也包括不得已去骗人，还有事前及事后骗人。①”也因此，交易双方必须增加协商与监督成本。在最初交易成本理论文献中，Williamson将机会主义行为定义为“一种基于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狡诈式策略行为”(1975)。在以后的文献中，狡诈(guile)被描述为“撒谎，窃取，欺骗，故意制造假象误导、歪曲、伪装、混淆等等”（williamson，1985)。表现为：(1)关系开始阶段各种形式的伪装和欺骗；(2)关系维持阶段各种破坏关系的行为。使可观察到的行为与原先合同与协议规定明显不符。机会主义行为可分为主动(active)和被动(passive)两种，不同类型的机会主义行为表现形式不同，造成后果不同，则采取的管理机制也应该不同。被动机会主义行为在现有环境中，采取逃避责任的方式，如供货商采取隐蔽的手段降低部分批次产品质量方式降低生产成本，以获得短期收益，由于品质降低导致顾客不满意，以至产品品牌和零售商形象受损，影响了合作双方的长远收益。在变化的动态环境下，具有被动机会主义行为的供货商则可能为了不增加直接费用，不愿意更新产品或改变供货方式，从形式上供货商遵守合同或协议条款，没有损害零售商利益，但由于供货商的行为影响双方互动关系对环境的适应性，而影响长期利益。主动机会主义行为表现为现有环境中明显的或故意的破坏性行为，如供货商明显违反区域专卖协议，向该区域其它销售商发货，使该零售商由于搭便车行为而蒙受损失，并增加监督成本。主动机会主义行为在动态环境中，表现为Williamson(1991)所描述的适应不良成本，投机方以环境的变化胁迫对方做出让步，引起利益再分配，增加对方事后协商成本，并且由于投机方注重眼前利益而丧失战略调整影响双方长期收益。
（２）交易环境因素
在交易环境因素，人的有限理性与投机心态、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信息不对称，皆是造成交易成本发生的原因，同时也是市场机制运作失灵的主要因素。
环境不确定性(uncertainty)。由于未来充满着不可预期与变化，以致于交易双方对未来情况的认知与预期无法一致，造成协商与谈判更为困难，同时也限制了双方的理性与决策能力，使得双方所订的契约不够完备，而造成了事后的适应不良成本与更多的谈判协商成本。
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ic)。一般而言，拥有较多信息者通常不愿以公平的方式来进行交易，故将会增加许多的监督成本。
气氛(atmosphere)。若交易处于不信任与猜忌的状态下，则交易双方在交易的协议与谈判中，将多耗费许多成本去防范交易对方欺诈，并极力的保障自身的权益，使交易过程非常重视形式化。反之，若双方彼此信任、合作气氛融洽，则可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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