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不能仅从实体法的角度总结，还应当充分考虑到程序法执行中需注意的问题。例如诉因确定、当事人、管辖；审理程序的选择标准、开庭审理的规范；维持原判、部分改判、全部改判及发回重审的标准等。还要考虑到审理过程中的调查、委托鉴定，举证、质证时限确定等。既要遵守、贯彻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也要在已有规定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既方便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也方便当事人出庭诉讼，包括举证、质证等。应当确保实体法的准确适用，也应当做到程序的公开、公平、公正与适度，而非无原则地只倾向于某一方当事人，或只限于保护某方面当事人的利益。
二、关于合同效力的认定与处理
在过去的20年中，我们的每一件裁判文书，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明确当事人争议合同的效力，从最高法院颁布的一系列司法解释、文件的规定看，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院、庭领导讲话精神看，无不突出这一裁判精神。的确，合同效力的判断，以及民事责任的合理划分，对于我国不成熟的经济制度的清理、维护、促进，都起到了相当好的规范作用。可以说，我国经济体制的顺利转轨和良性发展，经济审判工作功不可没！然而，从1993年至今，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已有10余年的历程，我们是否还要抱着以前陈旧观念审视现行的、正在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活？可以认为，以
合同法颁布为标志，我们的合同民事制度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从法律规定来看，我们的视野应当更加开阔，看待法律事物的态度应当产生质的飞跃。法律制度在创新，我们的裁判理念也应随之大幅度地更新。
总结过去对待合同效力的态度，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多达40%的合同通过人民法院认定为无效。在
合同法颁发以后，特别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无效合同的总体数量应当降低到5%以下。如何掌握确认合同效力的标准，这就是目前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一）如何认定违背国家利益的标准？
首先我们要改变一下国家利益，要知道国家利益肯定是通过国家颁布的法律、大政方针明确下来的，并非随时变化，朝令夕改的处于不确定状态。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无端占有、使用、处分国家财产、土地矿藏等资源。例如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法定机构评估，某企业擅自进行公司化改造，既改变了原企业性质，又将国有股权私有化，就是明显损害了国家利益，故应归于无效。有的案件反映出来的问题虽小，但因其法律、政策性极强，处理不好可能会影响一大片，甚至影响到现行法律、政策的正常实施，故凡是涉及到国家利益的案件，必须从严掌握，不允许随意突破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
（二）如何认定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标准？
这个问题涉及的范围比较宽泛，其实际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公共道德所密不可分。例如在古建筑物上、附近开发商品房，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开办养殖场，未进行环境评估即开办有污染的工业企业等。所有这些情况均是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损害某一群体的生存权利，就是对此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侵害，由此所签订、履行的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有关的合同应当终止履行，或者在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的前提下，另可重新签订、履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