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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尽管官与民的界线可以说是清楚的，这种所谓官-民秩序格局却不是建立在官与民严格界分甚至相互对立的基础之上。从比如治与被治的方面看，实际具有“治”的职能的不仅是国家官吏，也包括民间士绅；不仅是官府衙门，也包括家族、行会等。又从帝国秩序的基本原则看，治国与治家所遵循的乃是同一种原则。其结果，治人者也是父母官，治于人者即是子民，整个帝国则是一个大家庭。这里，上与下、治与被治、公与私以及国与家的界线都是相对的、变动的。[42] 因此，中国古代的法律多元格局就呈现为一种多元复合的统一结构：它既是杂多的，又是统一的；既是自生自发的，又是受到控制的；既有横向的展开，也有纵向的联系；既是各个分别地发展的，又是互相关联和互相影响的。这些彼此对立的方面，一方面包含了造成动荡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蕴涵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创造性力量。正是因为同时存在着这些不同的方面，也正是通过这些不同方面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帝国秩序才可能在长时期的变化当中保持结构的平衡。
【注释】梁治平，男，1959年生于湖北孝感。现任职务与职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参阅Sybille van der Sprenkel, Legal Institution in Manchu China.尤其“导言”以及第1、7、8、10诸章。Londen: The Athlone Press, 1962.
参见R. Redfield,“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radition”, in Peasant Society: A Reader. pp. 25-34. ed., by Jack N. Potter. Boston: 1967.
这里可以考虑的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和正当秩序的法律概念，这个概念被认为是“团体多元主义”的和“法律多元主义”的。参见林端：“韦伯法律社会学的两大面向”，载《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第153-68页。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4。
江应：“略论云南土司制度”，载《江应民族研究文集》第313-37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极端的情形是整个民族的消失，如广东瑶人之命运。详见江应：“广东瑶人之过去与现状”，载《江应民族研究文集》第1-41页。具体“改造”之例则甚多，如清代云南丽江地方衙门为移易当地边民火葬习俗制定的法令。详见吴泽霖：“么些人的婚丧习俗”，载《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第183-209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
关于藏族古代法典，可以参阅《西藏古代法典选编》选收的两部法典和书后的“附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参阅秦家懿和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吴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90。
此系杨庆教授的提法。
南朝梁武帝时，京师寺刹多至七百。北魏末年，洛阳一地的寺庙就有一千三百余所。而在唐会昌五年，武宗下令灭佛，凡毁寺四千六百余，毁招提兰若四万余，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这些数字即使有些夸大，仍可令人想见佛教当年盛景。
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324、372-6。北京，中华书局，1983。
参见林子青：“丛林”、“清规”，载《中国佛教》（二）。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
参见奥崎裕司：“民众道教”第104-6页，载福井康顺等：《道教》（第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杨联：“《老君音诵诫经》校释”，载《杨联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参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第四章第4、5、6诸节；金井德幸：“社神和道教”，载福井康顺等：《道教》，第129-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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