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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追求“无讼”与实现“正义”——诉讼文化的特征差异之一
诉讼文化的价值取向决定了诉讼文化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深深影响和制约着司法实践的运作机制和决策程序，比较中西传统诉讼文化的差异首先由此展开。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价值取向一言以盖之，即“无讼”。这一语汇直接来源于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教诲：“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所谓“无讼”，即没有或者说不需要争讼。申言之，诉讼的终极目标或根本出发点在于消灭争诉，其隐含的观念基础在于，争诉是社会的一种恶和不道德行为，理应越少越好。如《周易•讼卦》就说：“讼，终凶”，因此“讼不可妄兴”，“讼不可长”，“无讼”的社会才能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听讼”是实现“无讼”的一种手段，“无讼”才是“听讼”的最终目的。儒家创始人提出的这一观点成为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以贯之的基本诉讼理念，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的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
一方面，普通民众普遍养成了厌讼、息讼的生活习惯和思维定势，遇到争讼特别是民事争讼，大多依家族家规、风俗习惯由长辈裁断，或通过亲友族邻出面调解说理，不愿告之官府，通过诉讼解决，以致许多巨族大户都以几十年“无字纸入官府”自誉自励，同时还将息讼、无讼的思想记入祖训家法，以规后人。如安徽黔县南屏叶氏《祖训家风》就明白告之后人：“族内偶有争端，必先凭劝谕处理，毋得遽兴词讼。前此我族无一字入公门者，历有年，……族中士庶以舞弄刀笔、出入公门为耻，非公事不见官长。或语入呈词、讼事则忸怩而不安，诚恐开罪祖先，有忝家风。” 另一方面，劝讼、止讼、息讼也成为中国历代官府、吏史的重要使命和断案宗旨，力图以此实现“完赋役、无讼事”的“天堂世界”，与此相对应诉讼多则常被视为官吏德化不足和政绩不好的表现。如东汉时吴祜为胶东相时，即“民有争讼者，必先闭合自责，然后断讼，以道譬训喻之，或亲到闾里重相和解。自是争讼省息，吏人怀而不欺。” 而陈宠则把诉讼的增多看作是吏治败坏的结果，他说：“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诉讼日百数。” 隋朝的刘旷在任职期间，“人有争讼者，辄丁宁晓以义理，不加绳劾，各自引咎而去” 。更有甚者，不少清官循吏还以地方诏告的方式来劝阻诉讼，以实现“无讼”的目的。如明代的王守仁在《禁省词讼告谕》中明确指出：“一应小事，各宜念忍，不得辄兴词讼。……若剖断不公，或有亏枉，方诉申诉，敢有故违，仍前告扰者，定行痛责，仍照例枷号问发，决不轻贷。” 既便是海瑞这样的清官，尽管因断案而出名并因此深受百姓拥戴，但内心深处仍洋溢着“化有讼为无讼”的理想，其在《兴革条例•吏属》中就写道：“各衙门日日听讼，迄不能止讼者何？失其本也。……今日风俗健讼，若圣贤当于其间，当必须止讼之方，而不徒听讼之为尚也。”
与中国古代不同，西方传统诉讼文化中诉讼的价值取向在于通过适用法律实现正义。早在古希腊时期，“法”（jus）就与“正义”（justita）紧密联系在一起。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有一副标题即为“论正义”，主要围绕正义来阐述其法律、政治思想。亚里士多德更是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相应于城邦政体的好坏，法律也有好坏，或者是合乎正义或者是不合乎正义。” 到了古罗马时期，自然法思想得以萌芽并发展起来，正义开始被明确视为法的目的和衡量标准。西塞马就明确指出：“法是正义与非正义事物之间的界限，是自然与一切最原始的和最古老的事物之间达成的一种契约；它与自然的标准相符并构成了对邪恶予以惩罚，对善良予以捍卫和保障的那些人类法。” 《阿伯特：犹太智慧书》中更是记载说：“世界立于三块基石之上：至理、公正的审判及和睦。”此时，适用法律的诉讼活动开始被认为是寻求和培植自然正义的活动，法官也被视为正义的传播者。《学说汇篡》中，对司法官的职责是这样定位的：“人们有理由称我们为法的司铎，因为我们是在培植正义，并传播善良和公正的知识；区分公正与不公正，区别合法与非法；我们希望在教导人们行善时不仅借助刑罚的威吓，而且也利用奖赏的鼓励；我们追求的是真正的哲理，而不是虚伪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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