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律师想要垄断法律服务既不具有科学性，也不具有可能性。我们可以把《
律师法》与其他类似法律相比来看这一问题。我国《
执业医师法》明确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违法所得及其药品、器械，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医师吊销其执业证书；给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显然，在医疗领域，尽管也存在各种复杂问题，但是，由于其关系人命的严肃性，法律明确规定只能由具有专业技术知识的人才能从事医疗业务，只有执业医师才有处方权。这就证明，立法者并非不明白所谓的“黑律师”现象，而是根据社会现实对法律服务的法律法规进行了科学的调整和规范。正如黄律师所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普通中国公民不但可以当诉讼代理人还可以当辩护人。这是对中国现实的承认，也是对律师法律服务不足的必要补充。
当然，和任何特许服务一样，法律服务具有较高的风险，确实需要专业人员的专业服务。因此，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服务管理法规，赋予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给予比
合同法更加严格的责任，同时，对于具有相应知识（例如正规院校全日制法律学士以上学位、正规院校大学法律专业（而非法学，因为法学包括某些政治和经济专业）讲师以上职称、律师）的人员从事基层与法律相关的服务、低收费法律服务给予一定鼓励，使律师的业务逐渐集中于诉讼和高端法律服务，加重律师参与无偿基层和中西部地区法律援助的义务，作为律师资格年审的必要条件。通过这样的举措，使我国法律服务体系逐渐完善，才能使法律服务业成为以律师为核心，基层专业人员法律服务为基础，其他专业法律相关咨询为辅的全面发展的行业。打击所谓“黑”、“假”律师目前既于法无据，也不是解决法律服务业问题的有效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