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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看到，经济法对诉讼程序的依赖关系，在各个子部门法中也具有非均衡性，因而在目前，只有那些迫切需要专门诉讼程序的领域，才有创设特别诉讼程序的必要。这就要求，经济法诉讼程序的建立，应当是一个“先个体后整体”、“步步为营”的过程，而不宜在总体上先设置一套所谓的经济法公益诉讼制度。否则，即使设立了，也可能与传统诉讼程序相比，缺少特别规定。在这一过程中，应贯彻“问题定位”的思想，只有出现了“新问题”，现有的诉讼程序或非诉程序无法解决，才需要一种新程序的出现。因此，就经济法诉讼程序的创设，要因地因时制宜，体现制度供给的“实用主义”，不宜走“跨越式”的路线。
五、结论
经济法中缺少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是经济法在现时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能完全归于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诉讼程序与非诉程序共同构成经济法程序中的一对“二元结构”，从实然角度看，该结构具有典型的非均衡性，非诉程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而从应然角度看，该结构又具有动态性，在未来经济法中，诉讼程序的地位必然有所提升。
诉讼程序与非诉程序“二元结构”的特殊性，对经济法制度运作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现阶段的诉讼程序难免其有限性，诉讼程序不是经济法责任追究或经济法纠纷解决的唯一途径，甚至也不应成为主要途径，而非诉程序则在经济法责任追究或纠纷解决，甚至经济法职能实现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经济法特别诉讼制度的建立，在我国目前还不具有迫切性，未来制度供给也应选取适当的时机，采用“实用主义”路线。
基于上述认识，应当看到，在经济法实施上，形式司法作用必然有所弱化，而实质司法的作用则未曾减弱。因此，所谓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也仅仅针对形式司法而言，而形式司法却非责任追究或纠纷解决的唯一路径。对“可诉”的理解，不能仅限于“可以诉讼”，而应作“可以倾诉”、“可以诉说”的广义解释，只要有一个相对中立的主体能够接受权利受侵害者的“倾诉”、“诉说”并提供救济办法，则可诉性就应被肯定，这一主体不一定非要是法院。
【注释】作者简介：焦海涛，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博士研究生。
经济法中的诉讼程序，已不仅仅在于解决纠纷，更重要的可能在于追究责任，所以责任追究程序也就应当成为经济法诉讼程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由经济法的经济性、社会性决定，很多经济法的违法行为不一定有直接受害人，也就不一定有纠纷，但由于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就一定有责任。因此，经济法中的诉讼程序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定分止争”，还要利用司法手段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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