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所有国家都会发生英国2002年改革前的情形。一项对德国银行的调查表明，只有19%的银行在企业陷入破产时会急切地追求清算，只有1%的银行会选择突然中断借贷关系（解除借款合同）。 [68]另外，实践中只有少数（6%）银行会在企业陷入危机时简单地选择拒绝延长还款期限。 [69]美国也有类似的数据。 [70]也就是说，担保权人的存在乃至控制未必都会导致过于急迫地追求清算。对此，有学者总结认为，银行不仅有帮助债务人克服财务风险的专业知识，也有充分的动力去做出一个符合企业整体利益的决定，控制权在这之中起到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债权人控制债务人的程度越高，他就越愿意采取最有利于公司的决定，而当债权人完全控制企业的时候，债权人会像企业的所有者那样去行为。在这种情形下，债权人过分追求清算的动力为零。 [71]另外，银行通过强制清算获得了清偿以后，还必须要寻找新的客户，而破坏原有的客户关系，对一个在激烈竞争市场中的银行而言，是一个必须要谨慎考虑的事项。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高估控制权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在大多数的破产程序中，以及在企业陷入危机时，担保债权人并不能自动地转为企业的所有者或股东。控制权首先所能保证的仅仅是公司的所有者不会、不能或不易违背担保债权人的利益从事行为，想让担保债权人为公司的最大利益行事，法律还需要为他们提供其他方面的动力。总体而言，如果银行在企业破产时通过限制性协议取得对债务人的完全控制，并且能主导整个破产程序而不受其他任何的限制，那么银行几乎将毫无例外的选择对债务人进行强制清算。英国2002年对浮动担保制度的修改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经验分析中德国法或者美国法上担保权人的控制权并没有产生明显的负面效果，并不能充分反驳理论上控制权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现实中德国和美国法上的控制权并没有产生负面影响的核心原因是担保权人的控制权有效地被破产法规范所限制——在破产程序中，银行借款在重整时的受偿比例要高于清算时的受偿比例，尤其是当债权人仅持有动产担保权时。因此担保物权所支持的控制效果，在结果上更多应看作是担保物权的成本而不是收益。
（五）总结：破产法与担保物权的成本和收益
担保物权是一项应用了千余年的制度。既然人们自愿选择与接受它，自然就有其合理性，而且自愿选择本身也表明当事人对这项制度效率的肯定。对担保物权的主要怀疑集中在这项制度可能带来的外部性，尤其是担保物权可能会损害无担保债权人利益的可能性上。以上的研究表明，这种负外部性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从美国或德国经验研究来看，这种效果并不明显。合理的解释是，德国和美国法通过在破产程序中限制担保权的实现，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消除这种负外部性。
美国和德国现行破产法对担保物权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72]第一，破产中止制度的限制。在破产程序终结前，或者至少在破产程序开始后的相当长时间，担保权人不得实现其担保物权。第二，担保债利息的限制。在破产程序导致担保物权暂缓实现期间，担保债权的利息要么暂时停止计算 [73]，要么仅受有限的保护 [74]；第三，担保物价值损失赔偿的限制。破产管理人对于担保物价值减少的补偿，通常仅限于标的物的物理损害，并且仅以该损害对担保权造成影响为限，对于担保物因市场原因发生的价值减损，担保权人无权主张赔偿。 [75]第四，变现权的限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担保物权人将失去对自行担保物变现的权利，而由破产管理人代其行使变现的权利 [76]；第五，破产重整的限制。原则上只要担保物本身有充分的保护，法院可以强制担保债权人接受破产重整，而无须在利息或其他方面给担保债权人特殊的补偿。 [77]
当然，在限制担保物权负外部性影响的同时，还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这种限制会不会同时也降低上文所述担保物权促进资金融通，增强社会整体福利的正外部性影响？二者相比，何者的绝对值更大？如果负外部性的绝对值远远小于正外部性，并且限制负外部性的同时必然造成更大的正外部性的减少，是不是应当“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另辟蹊径，寻找其他的解决办法？对此，笔者认为，对担保物权在破产程序中进行必要的限制，而不是彻底取消担保物权的优先受偿性，对正外部性的影响应当是很小的。另外，在限制担保物权的同时，还能产生促进债权人向健康企业贷款，在放款后适当监督企业的经营，这就避免了低效或者无效的贷款，从而促进了资金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更快的良性流动，即产生了另一种正面影响。因此，虽然正、负外部性的大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包括找到更巧妙的经验分析的角度加以验证，但总体而言，笔者认为必要限制的效果是正面的。
三、我国破产别除制度的缺失
担保物权在破产程序中可以直接“别除”而不受破产程序的约束的观念早已过时。在传统的担保手段下，动产质押需要转移占有，因此诸如原材料、成品、半成品等不能被设定担保，企业仍有相当一部分财产上未附有担保物权（我国1995年制定《
担保法》以前也是这种情况）。但企业的资金需要以及银行的放款压力都要求法律最大限度地满足其担保的需求。因此，在过去的100余年时间里，无论是德国法还是英美法都发展出来了可以不必转移占有的动产担保制度，如前者的让与担保制度（包括权利的让与担保）和后者《统一商法典》（UCC）第9章规定的动产担保制度。随着这些动产担保制度的健全，目前的破产实践是，在一个企业陷入破产状态时，绝大多数财产或财产权利上都附有各种各样的担保物权。如果不对这些权利的实现加以限制，债务人企业其他的少量未附有担保权的财产将更无价值。 [78]
基于以上基本理论，我国破产法上的担保物权制度在清算、重整和和解程序中都存在严重的缺失。以下具体论述。
（一）破产清算程序中担保物权的实现
根据我国《
企业破产法》第
19条：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这也就意味着在破产程序开始（受理）后，担保物权人不能再直接将担保物变价以实现自己的债权。这是我国破产法对国外破产法上自动中止（automatic stay）制度的借鉴。不过，我国法上的中止制度是有局限的。结合破产法的前后文，在破产清算程序中，该“中止”仅持续到破产宣告之时（第107条第2款）。虽然根据第59条和第61条的规定，担保权人有权参与债权人会议并制定破产财产变价方案，而且，担保财产也属于破产财产 [79]，似乎可以由破产管理人而不是担保权人主持变现，不过，仔细阅读《破产法》的相关条文，可以发现，担保权人在变现的事项上并没有真正的表决权 [80]，另外，在第10章第2节关于变价和分配的规定中，完全没有提及担保物的变价和分配问题。因此从体系解释上，应当认为《
企业破产法》第
109条指的是破产宣告后，担保物权人可以直接自己将担保物变价。具体的变价规则则需要参照《
物权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抵押权人首先可以和债务人协商，将担保物折价来实现债权，如果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则应申请法院对担保物进行拍卖或变卖（第
195条）；质押权人可以自行根据市场价格将担保物变卖（第
219条第2款）。这些规则所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