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ndel v. Center for Urological Treatment and Research， 792002 WL 598567 (Tenn. App. 2002).
Tan v. Allwaste， Inc. 1997 WL 337207 (N.D. Ill. 1997).
同前注，Schwartz and Scott文，第702页。
同前注。
在前述“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机械工业部第八设计研究院”案中，原告通程公司在筹备超市开业过程中，委托了第三人进行了超市广告形象CI设计和土建工程勘察设计，共支付了设计费213000元，法院判决被告负担其中一半。
“很难确定如果双方进行了协商，将会发生什么。”Ohio Calculating v. CPT Corp.， 846 F.2d 497 (8th Cir. 1988)；“任何损害赔偿的数额，都将只是猜测的结果。”Ridgeway Coal Co. v. FMC Corp.， 616 F. Supp. 404 (S.D.W.Va. 1985)；Denning勋爵：“没有法院能够计算有关损失，因为没有人知道结果是什么。”Courtney & Fairbairn Ltd. v. Tolaini Bros.， 1 W.L.R. 297 (C.A. 1974)。参见同前注，Farnsworth书，第372页。
那些限制期待利益（expectation interest）损害赔偿的规则通常也被用来限制机会利益（loss of opportunities）的损害赔偿，如政策上的考虑（policy reasons）、证明上的困难等。但是，在有的情况下，受损害人不能主张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或者根本没有期待利益的损害时），却可以主张机会利益的赔偿（在Grouse v. Group Health Plan一案中，原告和被告进行一个劳动合同的协商，原告因为对被告的信赖放弃了其他的工作机会，但最终没有和被告达成协议，按照该协议，原告和被告都有随时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故原告实际上不能向被告主张期待利益的损失）。参见同前注，Farnsworth文，第226~229页。
在一个案件中，瑞士的Swatch集团在美国的子公司与美国Matterhorn公司达成意向书，约定后者将取得在美国一些地点独占性地建立Swatch分销店的权利。同时约定，后者在意向书签订后即开始寻找合适的建立分销店的地点并提出评估报告供前者挑选。前者有义务勤勉地工作，及时从母公司获得财务的支持和其他必要的许可。意向书签订后matterhorn完成了寻找的工作，但被告没有妥善履行其相关义务。法院判决被告败诉，赔偿原告信赖利益的损失。法院主张，对于原告能否最终开店是并不确定的事项，因此不能要求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In re Matterhorn Group， Inc.， 2002 WL 31528396 (Bk. S.D.N.Y. 2002).
Venture Assocs. Corp. v. Zenith Data Corp.， 96 F.3d 275， 278 f. (7th. Cir. 1996).
同前注，Farnsworth书，第373~374页。
Robert Freitag， Specific performance und causa-Lehre über alles im Recht des Vorvertrags?， AcP 207 (2007)， 287 (310). 当然，目前德国权威判决对预约的态度是强调预约的实际履行效力，见后文详述。
参见我国《
合同法》第
114条。美国法上的制度也与此类似：法院会在要件齐备时执行当事人签订的违约金条款（liquidated damage clause），但如果有关约定被认为是惩罚金（penalty），则将不被保护。同前注，Schwartz and Scott文。
Rennick v. O.P.T.I.O.N. Care， 77 F.3d 309 (9th. Cir. 1996).
通常以“以下条款须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作列举的开始。
英国法上也持同样态度，参见Treitel， The Law of Contract， 11th. Edition， Sweet & Maxwell， 2003， pp. 52-55.
同前注，Farnsworth文。
需要注意的是，该条强调是履行“主要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