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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宪章》第2（4）条对武力或武力威胁的绝对禁止原则在当代已获得了普遍的承认，但仍有不少学者认为，为了基本人权的干涉有时是可以原谅的。亨金就曾指出：各国不愿接受人道主义干涉为第2（4）条的例外，但是国际法学界已经广泛承认《宪章》不禁止这种使用武力的人道主义干涉，只是应严格限于拯救生命之必须。沙赫特教授也发表过这样的评论：“即使在缺乏（安理会）这种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如果干涉的必要性明显，且人道主义的意图清晰的话，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使用武力来结束暴行是可以原谅的。”〔见黄瑶：《论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主张人道主义干涉是“可以原谅的”的学者的理由大致是：首先，基本人权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在一国当局不愿或不能保护其国民的基本权利时，应允许它国对此做出干涉；其次，在多数情况下，人道危机本来就是一国当局所促成或默许的，在此情况下，我们是很难指望该国能够做出补救的，因此，允许它国做出干涉，也许是最为有效的办法；最后，由于目前集体安全机制的缺陷，在特殊情况下，允许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十分必要。〔杨泽伟：《人道主义干涉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及其前景》。〕
这种看法表面上看来很有理由，但实际上却是缺乏说服力的。
首先，这种干涉是不对等的，它实际上只能是强国用来对付弱国的手段，而弱国从根本上是不可能有这种权利的。〔 Sea Ian Brownlie,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by Sta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340~341.〕在科孚海峡案中，英国对其在阿尔巴尼亚领海内的扫雷行动辩称：该行动不是一般的扫雷行动，而是为了调查此前的爆炸事件，收集证据，以便帮助国际法庭。国际法院16名法官一致驳回了英国的辩解，法院指出：在外国领土上收集证据证据是干涉理论的新应用，它不能接受。英国的行为尤其不应允许，因为它只有利于强国，并往往干扰国际司法。〔梁淑英：《国际法案例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其次，这极易为强国所滥用。虽然学者所提出来的人道主义干涉例子有很多，但“国家实践所证明的结论是：除了1860至1861年对叙利亚的占领这个可能的例外外，真正的人道主义干涉一件也没有发生过。”〔 Ian Brownlie,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by Sta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340.〕历史上那些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强国们为了推行自己的政策，打着“人道”的幌子，而行侵犯别国领土与主权的事实，而像卢旺达大屠杀这些真正需要人道主义干涉的情况，却又没有一个国家出来干涉。英国1986年的一个官方文件也指出：“当代绝大多数法律学者基于三个主要原因，反对人道主义干涉权利的存在：其一，……最后，出于谨慎的理由，对这项权利的滥用程度使人们强烈反对它的存在。……所以，实质上，从尊重国际法来说，若这种干涉成为不干涉原则的例外，其代价将远远大于它那令人生疑的好处。”这也正说明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质不合理性。〔转引自黄瑶：《论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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