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法学承认秩序的价值或规范精神的价值。相应地，对不法行为的评价不仅应依据其损害某种权益的结果，而应结合法秩序的伦理规范及其精神加以评价。法律对不法行为的评价不仅应包括利益衡量，同时也应包括对秩序、安全等抽象价值的关怀。换言之，其以利益衡量为基础，同时兼顾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安全、秩序等的基本预期。民事侵权法中的“结果定位”方法，无疑就是利益衡量的方法。该方法虽然以法益侵害作为评价的对象，但若不和法律的目的和法律秩序相联系，实难得出正确结论。而注意义务建立在康德和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上，将社会看成一个自由且平等的公平协作组织，行为人对其他人负有谨慎行为的义务，以防对其造成不当损害，人们基于彼此信赖而获得行为自由。[8]从规范层面上看，其以因果关系规范化的手段，将目的性内化为注意义务本身的内容，将法律的精神和目的融入利益衡量之中。由此可知，注意义务以利益衡量为基础，兼顾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安全、秩序等的基本预期，迎合利益法学向评价法学转变的趋势，构成了侵权法方法论变革的内驱力。
　　三、注意义务对归责原则体系的整合
　　大陆法传统观点认为，归责原则体系包括过错与无过错责任，二者之间相互独立并相互排斥。近来有学者认为，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处于核心地位的过错责任动辄被学者宣告“死亡”[9]，无过错责任则大行其道。[10]惟在注意义务看来，归责原则之间本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过错责任的核心地位亦不可撼动。
　　在工业危险的现代社会，行为人均有连带顾及他人之注意义务，否则可能对他人人身财产造成莫大侵害。[11]换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随着危险的升高，行为者的注意义务扩大，责任亦随之增大。其中某些行为虽具危险性，但为社会发展所需，因具有社会相当性而得以正当化。但危险继续升高，超过了社会的容忍限度，无论行为人尽何种程度的注意都不能为法律所允许。可见注意义务随着危险升高而提高，它是贯穿侵权行为体系的一条红线，不但过错责任中有存在之必要，而且在无过错责任中亦不可或缺。依注意义务之偏离的现代责任法分类标准，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的界限是模糊的，也无法加以科学的界定。因为附加在理性人身上的注意义务要求越严格，不当行为责任就越接近无过错责任；据以确定注意义务标准的人群限定得越小，不当行为范畴的主观色彩就越浓。[12]由此可见，在一般注意义务的联接下，有些无过错责任也可以流入到过错责任领域，使得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具有某种程度的流动性，因此二者虽独立但不相互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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