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案件正好发生在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古堡正在坍塌，民主意识已然悄然兴起的社会条件下。《申报》——这个民主意识的标志，创刊虽仅一年有余，但一上来就以“出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直接介入了司法领域，对杨毕案自始至终作了跟踪报道，共发表70余篇，报道实况，剖析案情，抨击刑讯……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在杨毕案的平反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4](p.25)。
杨毕案不乏典型意义。传统秩序中的民意借助现代媒体被放大了，让人们更进一步地看清了民意的存在及作用。实际上，通过媒体表达出来的民意是由司法腐败引起的一种反弹和抵抗，其中当然也包含大众对于期待及评价。此类舆情在科层制式的法官任命体制中会直接影响法官的奖惩、升迁甚至任免等，顺应民意、给予司法救济会显得尤其重要，只有如此这些法官方可以继续行使教化职能，和大众保持一种亲和力，显示出平民法官的本色。
由此可见，传统法官和大众一样，没有抵制舆论的自觉，不得不较为感性地将自己的注意力投向舆论动向，考虑左右舆论的案件情节以及情理，相机而动。在当今的中国，这样的现象非常突出。比如说最高法院强调对审判的舆论监督。再比如说刘涌案因舆论压力而导致再审以及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等等。
在适用法律过程中，传统法官则重视“目的”与“情理”这两个关键词。我们可以根据这一思维特点，进一步地从法官思维视角去考察民意和司法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法官常常运用简约、朴实的平民化而非职业化语言，依靠直觉的模糊性思维去进行判断。由于没有掌握一套与“权利命题”相对应的语法规则，他们不能像职业法官那样运用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借用缜密的逻辑去进行法律推理。在法律解释中，他们持一种平民观念，经常超出文字的拘囿。在法律目的与法律字义面前，他们不是死抠法条的字面意思，而是倾向于其裁判活动本身的目的，可以超出文字的拘囿，根据目的需要进行“超级自由裁量”。在对于这种反形式的司法活动如何加以进行正当化处理时，传统法官参照法律之外的价值，比如说儒家的道德以及民间的情理来对当事人特别是败诉方进行说服和教育。甚言之，有时候他们为了达致一个符合儒家理论目的，即使违背明文法律的字面规定也可以。例如，东汉沛郡守何武判富翁遗书案较为典型[v]。
这一种思维方式在今天也很有市场。为了追求一个既定的裁判目的，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往往巧妙地将疑难的法律问题转化为一个事实问题来对付。例如，在前不久备受民意关注的安徽芜湖“乙肝歧视案[vi]”中，法官动用智慧把案子的重心从“我是小三阳，但我就是要报考公务员”的疑难法律问题[vii]转成了“我到底是不是乙肝小三阳”这一事实问题。法院最后作出判决：认定《体检实施细则》合法，又同时以医院鉴定结论存有疑问为又认定人事局的具体行政行为非法。在另外一些案件中，法官错将民意这一程序外的社会事实与案件事实混淆，从而造成不良影响。例如，在1995年到1996年，有轰动一时的四川“夹江打假案”，一起正在依法进行的行政诉讼案件因“制假者状告打假者（某政府机关）”而受到某些传媒错误的、强烈的抨击，最终造成司法机关屈从压力不依法办案的情形[5]。
在字义与目的之间作出选择时，传统法官所依循的原则为“法本原情”。而他们断案的基本方法为“衡情度理”。这里的“情”至少可作三种理解，一是指情感，它是与逻辑相对的概念；二是指与法律相对应的“事实”，接近于“情节”一词；三是滋贺秀三所谓“中国型的正义衡平感觉”，它深藏于各人心中的感觉而不具有实定性，但却引导着听讼者的判断[6](p.13)。滋贺秀三所谓“中国型的正义衡平感觉”实际上不是一种感觉，而是指一个人在依据情理评估假想对手们之可能有的反证时所进行的思考。法官处理案件时，他会预先设想自己的每个判断对于各方情绪、心理的影响，必要时他会据此作出策略上的调整。显然，按照马科斯•韦伯对于形式以及职业化的理解，这种感觉不是经过专业训练得来的，是非理性化的、以及不可计算的[7](p.17)。然而，传统法官的这一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有契合之处。在论述中国传统秩序的特征时，西方学者常将人类的和谐关系和秩序比拟为宇宙的和谐和大自然的秩序。的确，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有这种思想。比如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viii]”这样的文化在司法上有所反映。在对待权贵与百姓的态度问题上，中国司法特别强调“法不阿贵”、“为民申冤”等等，并且把这样的价值理念作为一种法官品格的衡量标准；在对待贫民与富人的诉讼中，传统法官常常对平民有一定的侧隐之心，他们大多都有“与其屈贫民，宁可屈富民”的先入为主。下面这则案例颇有意思，法官利用了穷人在诉讼中的微妙心理采取倾斜保护达到了宁事息讼的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