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萌芽：前自由主义时期的胡适思想的“混沌状态”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漫漫求学路，鲲鹏展翅翔。”别了，徽州故乡;别了，慈爱母亲！1904年，年仅13岁的胡适踏上了上海的七年求学之路；未曾滴洒半滴泪，隐忍心中凄凉意，——他深知母亲不喜欢自己的儿子轻易落泪；胡适携着母亲的厚望慈爱，带着徽州文化中特有的进取与怀疑精神，凭着一股年少轻狂的闯劲，来到了风云变幻的上海滩，迎接新思想的洗礼！
上海的魅力之处在于其常新，且有包容精神。因而，上海亦乃新思想新风气的荟萃之地。胡适上海求“新学”，共念了三个学校：1904年他进入了由其父亲胡传的生前至交张焕纶创办的梅溪学堂；该学堂设有国文、舆论、经史、时务、格致、数学、英文、法文等课程。翌年秋，胡适进入由宁波籍富商叶成忠创办的澄衷学堂，——该校为当时上海有名的私立学校，故课程设置较为科学、管理亦显完善；胡适在此学堂打牢了英文、算学的基础。时至1906年，胡适考入在上海新成立的中国公学，该校为“一部分留学日本的学生返回后发起，经十三省代表决议，由社会各界捐款赞助创办的一所学校”， [⑧]其实质为上海革命的机关与掩体。但于中国公学之求学，胡适可谓受益匪浅，——无疑，胡适在此期间进行了思想上的砥砺与白话文写作的磨练。
上海求新学，胡适思想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与饮冰室主人梁任公的“新民说”，给予胡适以思想上的冲击与灵魂上的震撼！尤其是进化论，“成了他认识世界的一把钥匙，并成为他日后接受实验主义，走上自由主义之路的桥梁”， [⑨]适之之名，亦源于此！胡适在上海公学期间，参加竞业学会，并在“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的《竞业旬报》上发表大量的诗歌、小说、社会时政论文；这是胡适得以自由发表其思想的良好机会，对于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萌芽的作用。1908年中国公学起内讧，胡适在此期间处于感情上的空虚期，与他的一些“浪漫”的朋友整天花天酒地，纸醉金迷，——遂有适之“才子兼浪子”的称谓；日后胡适每回忆此段往事，必内心忏悔，还多次在公众场合力劝青年人戒嫖。纵观此段时期，胡适的思想处于混沌状态，还有待“拨开云天见日月”！
（三）结胎：美国精神的领悟与自由主义思想的定型
1910年，时值第二次留美庚子赔款官费生考试。胡适以平均59.4分、第55名（共录取70人）的成绩，金榜题名，折桂步蟾宫，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油轮，——前方浪花激越飞溅，迎接胡适的是美国精神的灌输与领悟，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与洗礼！初到美国，胡适开始了康奈尔大学的学生生活。美国是个自由之邦，崇尚自由宽容，提倡个性解放。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就读期间，有幸与绮色佳地区的基督教家庭接触，从而与不同种族和不同信仰人士接触。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时，适逢美国大选，胡适选修了奥兹教授的美国政府和政党专题课。“我记得就在这个大选之年（1912——1913），我选了他的课。” [⑩]威尔逊、托虎托、老罗斯福分别充当民主党、共和党和进步党的候选人，奥兹教授则要求学生读三份报纸，即《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纽约晚报》（这三份报纸分别支持威尔逊、托虎托、老罗斯福），写出札记与研究心得，一并交上，作为期终作业。这使得胡适对于政治产生了不感兴趣的兴趣。后来，胡适转学哥伦比亚大学，时至1916年美国在次大选，胡适支持的威尔逊在大选中获胜，当时胡适激动得热泪盈眶。胡适对于美国政治的关注，为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实践依据。胡适指出，“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interest）。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11]
胡适美国求学，其青年时期的政治训练有三：其一，公开讲演的训练；其二，学习议会程序；其三，对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信仰。这些所谓的“政治训练”，对于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以武力相威胁的不合理的“二十一条”，华夏震惊，神州色变！霎时，留美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偏于镇静的胡适此时正醉心于“不争哲学”，特立独行地在《中国学生月报》上发表了《致留学界公函》，其文曰，“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分，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这与其日后的为祖国之崛起图强“造新因”的自由主义言论，是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其恩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胡适坦言，“杜威对我其后一生的文化生命既然有决定性的影响，……” [12]杜威对于胡适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实证思维术，胡适创造性的发展为其独特的治学方法，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使得胡适以后的一系列文字都以其为哲学依据，——坚持怀疑精神，不盲信任何主义，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方法论依据亦在此处。另外，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是主渐进的，即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运用于社会政治层面，则表现为温和的改良主义色调。以杜威哲学为基础的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彰显出怀疑精神与改良主义的理性。
（四）成熟：民国风云下胡适自由主义的“辉煌”
1917年3月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伊利亚特》中的一句诗：“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该年7月，胡适应陈独秀之约，自美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开启了其自由主义之旅！胡适力倡白话文，以青年才俊，暴得大名，一时间，青年学子“以胡适为大帝，以绩溪为上京(章士钊语)”，——短时间内，胡适便成为梁启超之后的学界领袖、思想明星！对此，余英时先生指出，胡适正好填补了学术史上的一块空白。时代，为胡适提供了展现其思想与魅力的舞台。
胡适在五四运动前夕发表的两篇文章，被视为胡适自由主义的先声！1918年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此篇文章是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表达，他与此文阐述易卜生主义，并借以向青年一代发出警醒之音：“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尺牍》第八十四)。” [13]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是宣扬个人主义的，提倡个性之张扬，人格之独立。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必然表现出个人本位的特色。1919年胡适发表《实验主义》，宣扬杜威哲学。根据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解释，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只有经过实验证明，在实践上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观念”。所以，杜威认为“实用主义”更好的名字应该是“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或者“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胡适信奉杜威的“实验主义”（有译“实用主义”）。他认为“实验主义”是科学的产物，用科学的观点看，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因而不可能有绝对真理。同时，世间没有永恒的东西，世间万物都是变化的。他解释“实验主义”，是只重真正的事实，探求试验的效果。世界是人创造的。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应付环境。人类应该从事实中求真确的知识，训练自己利用环境的本事，养成创造的能力，去做真理的主人。知识思想是应付环境的工具，他坚持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要培养创造的思想力，就要以怀疑为起点，找到新知识来解决这疑难。胡适把它总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其实就是杜威在《思维术》中讲述人之有系统思想的“五个阶段”的精炼概括。胡适一生都用这一学术思想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这曾被作为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屡受批判。实验主义是胡适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有进化论的痕迹，彰显务实精神与怀疑精神。总的来讲，《易卜生主义》与《实验主义》是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早期代表性文章。
自美回国伊始，胡适曾立言：“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以此为文化心理底线，胡适准备安心于学术，主张一点一滴地再造文明，为祖国强大“造新因”，打牢新文化运动的基础。然而，五四运动毕竟“冲击”了胡适的“迷梦”。胡适甚至指出，“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 [14]五四运动后，胡适终于“忍不住”要谈政治了，并发表了那篇有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而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是胡适自由主义言论的第一次在国内的呐喊与表达，亦是其运用实验主义哲学的一次典范。它折射出五四文化人与自由主义的关系：“自由主义作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流派，兴起于五四时期，在政治理想上，它追求欧美近代的民主共和体制；而在行动方式上则坚持政治改良，反对引发社会剧烈动荡的革命和过激行动；在个人行为方式上，则注重人格独立性，蔑视政治权威，漠视团体规则，带有较强的独立不羁的风格。” [15]至于该文的写作基础，胡适研究学者沈卫威指出，“作为一个实验主义信徒，他的实验态度和自由主义议政——渐进的政治改革主张，使得他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只可能采取‘问题’性的干预。这是他写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基本政治文化心理。” [16]此项争论中，是问题压倒了主义，胡适的谈政治的情愫得以唤醒！胡适自由主义表现出治学复议政的特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