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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学校与社会相结合的法制教育，形成了较好的守法习惯
1．儒法两家和各代统治者都重视法律教育。韩非子对法下的一个定义是：“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这是从形式上对法的描述，其中“布之于百姓”即为当时法家的主张。在此之前郑国叔向“铸刑鼎”，晋国赵鞅“铸刑鼎”，都是将“法布之于百姓”。孔子虽然曾反对子产“铸刑鼎”，但并非不重视法制宣传教育。他曾说：“不教而杀谓之虐”。在历代的统治者中，朱元璋很重视法制宣传教育。早在他称帝前还是吴王时，就曾命大理卿周祯“取所律令……凡民间所行事宜，聚类成篇，训释其义，颁行郡县，名曰《律令直解》。”称帝后，洪武三年《大明律诰》称，朱元璋诏示群臣说明制作的目的：“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他要求“户户有此一本”，“臣民熟读为戒”。洪武十三年，将《大诰》三篇颁诸学官，作为国子监学生和科举考试的内容，乡里则由塾师教授《大诰》。清康熙亲颁十六条“上谕”，宣传法律和道德，其中写道：“敦孝悌以众人伦……和乡党以息争讼……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伪，息诬告以全民善，戒窝逃以免株连。”
2．法制宣传教育形式活泼，语言通俗。云梦秦简有《为吏之道》一篇。其中提出了官吏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宣扬“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不要“见民倨傲”，“不安其朝”，“居官善取”，“受令不偻”，“安家室忘官府”。读之朗朗上口，通俗易懂。清代编之《三字经》、《弟子规》等，内容多为劝学、劝善、劝做人，并将历史上各类人物的相关事迹编入其内。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家庭妇女也能背诵几段。
3．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做到法律与思想道德结合。古代法律本来就是“寓礼于法”，法律与道德结合紧密。康熙十六条上谕颁布后，立即有官员编写《上谕和律集解》，逐条将其含义，然后阐明违反各条内容的行为，附以大清律应受何种惩罚。对于康熙后来发布的圣谕除逐条讲解并附有相应律文的之外，还编了诗歌在民间传颂。这种法制宣传既增加了法律的亲情味，又强化了道德的规范力，将家庭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了法制宣传和思想教育的效果。
二、我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主要特点（一）法律包容性大，体制稳定性强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法律文化为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在发展进程中，各民族既有主动借鉴，也有相互征服。无论何种方式都为法律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尚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刖、椓、黥。”这说明古代法律中的五刑是受苗族先祖影响制定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商鞅变法改变秦国父子“同室而居”，也是一种法律文化方面的变革。南北朝时的北魏、北齐法律各有建树。北齐“十条重罪”入律，是对秦汉以来法律相关规定的系统化。其后西夏受宋律影响编著法典。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制定的法律虽不如前代系统，但基本内容仍是沿用唐、宋法律。其《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元典章）六十卷十类设吏、户、礼、兵、刑、工等部，为明代更改法典体例提供了思路。《大明律》在《名例》之下按上述六部分篇，是古代法律体例的重大发展。清代满族贵族为统治中原，入关前就学习汉族法律文化，入关后提出“参汉酌金”的立法指导思想，在明律的基础上较快地制定了《大清律》，开始了267年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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