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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墨家的法律思想。墨家创始人为墨翟，著有《墨子》。他是先秦最早对儒家学说提出不同见解的人。这个学派认为，当时之所以“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原因是“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因此，提出人与人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墨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有法，法如“百工为方以距，为圆以规”，“法若（顺）而然也”。至于以什么为法，他主张“以天为法”，因为“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德”，《群书治要》作“息”）。墨家主张的“天”，部分学者理解为“自然”。为实现其主张，他提出“壹同天下之义”，即要以“兼相爱，交相利”统一思想，选天下之贤者为天子、正长。人们要服从他们，凡“受利天下者”，“上得赏之”；“恶贼天下者”，“上得罚之”，并要公正执法，“不党父兄，不偏富贵”，“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第三，道家的法律思想。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聃和庄周，现存有《老子》和《庄子》。老聃生于春秋战国之交，庄子生于战国后期。老子的法律思想是“道法自然”，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治理国家以自然为法，主张无为而治。道家既反对儒家的“礼”，也反对法家的“法”，主张无为而治。老子一书中说：“为无为，则无不治”，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还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说治理大国要像烹调小鱼那样小心，不要折腾百姓。越折腾百姓，国家越难安宁。他的这种思想对汉初统治者有相当影响。
第四，法家的法律思想。法家可以概括为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春秋的管仲是其先驱。战国初的李悝、吴起，中期的商鞅、慎到、申不害，战国末期的韩非、李斯都是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影响较大的著述有《商君书》和《韩非子》。法家视法为国家制定的、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法者，国之权衡也”，“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斗斛也、角量也”。法的作用是“定分止争”，“兴功惧暴”。法律适用应是平等的，所谓“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一断于法。统治者若“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意思是说以法治理国家是很容易的。法家认为“法与时转则治，法与时宜则有功”，“时移而法不易则乱”。这种历史观为法的创新和发展提出了新理论。
作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之重要源头，各家的法律思想有许多不同之处，诸如“德治”、“人治”与“法治”对立，“人治”、“法治”与“无为而治”对立，等等。但各家法律思想也有不少共同之处：（1）他们都是在社会大变革时代为治理好国家寻觅出路，提出治国方略。（2）各家所立足的社会文化背景均为农业自然经济，宗法制度影响巨大，都希望由贤人、能人进行统治，从不同角度维系宗法制度。（3）反映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也正因如此，实现社会安定是共同要求，安民或为民的思想在所提的治国方略中占主导或重要地位。（4）从春秋到战国的“争鸣”过程中，各家思想都有所发展，并互相吸收，政治影响比较大的儒法两家更是如此。荀况的“隆礼重法”和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内容就是明证。（5）如果说学者著述中的法律思想既有对立又有会通，但在统治者那里却能得到统一。统治者多是实用主义者，他们可能受某一派影响多一些，但从不会拒绝对实现统治有利的主张。
过去，一些人士往往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的不同学派的争论，描绘成“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器”，甚至完全否定了一些学派著述中的具有普遍价值的内容，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秦惠文君时诛杀商鞅、韩非入秦后被杀和秦始皇“焚书坑儒”，均牵涉政治斗争或私人忌妒（如李斯对韩非），并非单纯的学术争论。否定儒家等学派著述中的普世哲理，更是对待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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