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
上官丕亮
【摘要】法院适用法律必须解释法律，而解释法律又必须进行合宪解释，合宪解释是目前我国宪法在司法中适用的最好方式，是现行体制下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最佳路径。各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中审理每一起案件适用法律时都应当考虑到
宪法，进行合宪解释。每一位法官都是合宪解释的主体，都享有法律解释权和
宪法解释权，但这并不否定最高法院的最高司法解释权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和
宪法的最终解释权。法院通过合宪解释方式间接适用
宪法不必将
宪法作为裁判依据而引用，但应当在裁判说理部分引用
宪法条款。法院在合宪解释过程中发现法律明显违宪时，应当中止诉讼，逐级上报，由最高法院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
【关键词】
宪法；司法化；路径；方法；合宪解释
【全文】
自2001年山东齐玉苓案直接适用
宪法以来，围绕“
宪法司法化”的话语，学者们已经从司法判断和违宪审查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形成了基本的概念分歧，有人使用的“
宪法司法化” 是指将
宪法作为法律渊源并由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直接援引
宪法条款的“法律适用”或“司法判断”（judicial judgment），而有人所讲的“
宪法司法化”是指由法院对与
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进行的“违宪审查”（constitutional review）。[1] 对于前者（像齐玉苓案那样
宪法在普通诉讼中直接作为裁判依据），由于它与
宪法针对公权力而不适用私人关系的传统宪法学理论不相符，有些学者担心这种“
宪法私法化”会导致国家力量过分干预私人生活，未必是福音。[2] 对于后者（由法院实施违宪审查），另有一些学者则质疑它违反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政体。[3] 这两种“
宪法司法化”都颇受争议，由此我国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似乎陷入了困境，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实践也好像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难道
宪法司法化在中国不可行？其实，还有第三种
宪法司法化，它一直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合宪解释”，笔者以为或许这种
宪法司法化可以开创当下中国
宪法司法化的新局面。
一、合宪解释是当前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最佳路径
“法律的实施以解释过程为前提。”[4] 法院在适用法律时，离不开解释法律。正如我国台湾地区一位学者所言：“法律在适用的时候，通常都需要解释。所谓解释，就是阐明法律的意义，作为适用于具体事件的一个步骤。法律何以需要解释？主要原因不外有二：（1）因为法律是抽象的规定，虽然以规律社会实际生活为目的，可是当某一具体事件发生时，该事件究竟与何种法律规定相当，而应受其适用，并非当然都是明显的，适用法律的机关首先要探求法律的义蕴，剖析各种法律原则相互间之关系，藉以了解其适用之范围，然后才能作一正确的判断。基此意义，则解释法律实在就是适用法律的一个逻辑推理的过程，审判机关或执行法律机关欲确定某一抽象法律，应适用某一事件，自然非经过这一过程不可。（2）因为法律是一般的原则，其内容常属固定，在成文法，更须赖正式的文书而为表现，为求明白易晓，所用文字，亦力求简洁，所以很难将各种复杂情况赅括无遗，而社会生活事实，又是变化万千，无从逆料，欲以固定的法则，和有限的法文，来适应变异无穷的事实，当然不免挂漏万，我们适用法律或研究法律，惟有善用推理的方法，才能阐明法律的涵义，因此解释无论在实务及学理上均居于重要地位。”[5] 近些年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也开始认识到法院解释法律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在裁判案件中解释法律规范，是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6]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法律适用的过程就是法律解释的过程。
既然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必须解释法律，那么法院应当如何解释法律？一般认为，法律解释的方法主要有六种：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合宪解释，此外还有偏重于社会效果的预测和社会目的的考量的社会学解释。[7] 其中，合宪解释是法律解释的基本方法。“合宪解释，是指以
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规范来解释法律条文。……如果一个条文有两种以上的解释可能时，应当采用合于
宪法精神的解释。”[8] 也就是说，“在多数可能的解释中，应始终优先选用最能符合
宪法原则者。”[9] “当文义容许多种解释时，而使用历史、体系、目的等观点仍无法作出一个无可置疑的选择时，以最符合
宪法精神者为优先”。[10]
显而易见，法院适用法律必须解释法律，而解释法律又必须进行合宪解释。可以说，法院对法律进行合宪解释，是法院适用法律的应有之义。由此，
宪法也应通过合宪解释的方式在法院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得到适用（固然这种适用是间接适用），合宪解释也就应当成为
宪法在司法中适用的基本方式和路径。
通过合宪解释的路径使
宪法在司法中得到适用，实现我国宪法的初步司法化，在当前是完全切实可行的。这种合宪解释型的
宪法司法化与许多学者建议改变现行体制的
宪法司法化主张不同，它不要求改变现行体制，而且不与我国现行宪法制度相抵触，甚至它是实施现行
宪法、维护现行
宪法权威的基本要求。我国现行
宪法明确规定，
宪法是“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序言）、“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
宪法相抵触”（第
5条第3款）、“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
宪法和法律”（第
5条第4款），“都必须以
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
宪法尊严、保证
宪法实施的职责”（序言）。显然，作为国家机关的各级人民法院在适用法律时也必须以
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理应根据
宪法的基本精神来理解、解释和适用法律，必须符合
宪法的基本精神，不得与
宪法的基本精神相抵触。因此，我们可以说，合宪解释不仅是法院在司法活动中适用法律的自然要求，也是我国宪法对人民法院司法工作的基本要求，它更是目前我国宪法在司法中适用的最佳方式，是现行体制下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最好路径。
其实，德国的所谓“第三人效力理论”，特别是其中的“间接效力说”，主张将
宪法的精神“放射”到民法规范之中去，即通过依照
宪法解释私法的方式而间接适用
宪法，与本文所说的“合宪解释”没有实质性的区别，① 只不过它是在严格区分公法与私法的基础上来阐述的。而且，这一理论只解决了在民事诉讼中私人间纠纷的
宪法适用问题，无法回答在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应否适用
宪法的问题。有鉴于此，加上在我们国家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仍未被普遍接受，我们与其借用德国的“第三人间接效力理论”，还不如运用“合宪解释理论”来回答
宪法在普通诉讼中的适用问题，这样更为简单更为直接，更能为人们所接受，也更容易操作。可以说，“合宪解释理论”是目前在理论上回答我国宪法司法化路径问题的最佳选择，合宪解释是当下中国
宪法司法化（
宪法在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间接适用）的最佳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