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假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出于保护耕地目的，规定农民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后方可入市。
现实回应：但事实上，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各地根本不办理土地转用和征用审批手续，特别是南方发达地区集体土地入市非常普遍。
原因分析：对照《
土地管理法》的第
2条和第
43条规定，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立法悖论，这实际上将公共利益从公用设施、公益事业等狭义概念扩大所有经济建设，法律实际上赋予了国家以“公共利益”为名征收集体的任何土地来用于任何建设目的的权力。[28]
结果检验：我们用公共利益的必要条件模型检验，首先，集体这个共同体有自己卖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共同期望，因为任何“经济人”都希望自身利益最大化。其次，集体之内成员的相对独立，仅仅将土地补偿款支付给集体，而非农民个人，是非公益的。最后部分乡村干部私分现象向严重，“公益”是排除这个“私益”的。所以集体土地先征收后流转制度的公共利益假设是经不起推敲的，是不存在的，它只是政府在人民之间拉起的“无知之幕”，好藏在后面上演分脏的丑剧。
三、土地征收公益目的限制的又一重思路
经过上文的检验，将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导向这样一重思路：集体土地先征收后入市，原本看起来顺理成章的事情，难道就是合理和正当的吗？试想撇开公共利益目的土地征收这块“挡箭牌”，土地制度、公共利益还有没有他路可寻？这里我们就有必要把视角从土地征收短暂的移向集体土地的流转，以期洞察另一重可能的路径。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界定
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民法通则》第
74条、《
物权法》（草案）第
62条、《
土地管理法》第
6条分别对集体所有权的范围作了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指由各个独立的集体组织享有的，对其所有的土地的独占性支配性的权利，[29]是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完全整权能的物权类型。我国宪法对国有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做了并列式的规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城乡土地二元所有的所有权体系。
（二）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困局
我国宪法88年修正案将现行
宪法第
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所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从宪政层面承认了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有限流转。随后，《
民法通则》第
80条，《
土地管理法》第
43、
44条，《土地承包法》第32条都对集体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的流转作了进一步的规定，2004年10月28日出台的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简称28号文件）规定：“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市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把脉我国不同层次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集体土地流转的松绑是大势所趋，但在集体土地进入一级市场上却一直没有突破。
宪法虽然规定，我国土地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国家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是平等的、独立的。但事实上，我国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不完全权能的权利。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最终处置权属于国家，集体所有者没有土地的出让权，使本来属于集体的土地收益注入了国库。[30]此外，公有不等于共有，农民对集体土地既不是按份共有也是共同共有，“集体”这一概念实际上使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主体高度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