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cope of judicial relief
【注释】作者简介：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并任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执业律师，主要从事宪法学、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的教学、科研与实务工作。
本文有关大学生学习权司法审查范围的探讨，是以大学生和公立大学的法律关系为中心展开的，并不涉及大学生和其他主体间发生的法律关系。
L·赖维乐·布朗等：《法国行政法》（第5版），高秦伟、王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151页。
参见蔡震荣：《行政法理论与基本人权之保障》，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5月版，第14页。
参见于安：《德国行政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34－36页。
参见何海波：《英国行政法上的听证》，载于《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第141－142页。
See R.v. Aston University Senate, ex parte Roffey(1969)ZQB538;Herring v. Temple man(1973)3 All ER569;R.V.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 ex parteHayes(1998)ELR261.
参见湛中乐主编：《高等教育与行政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499页以下。
基于就读大学的权利是一种带有社会权属性的自由权的认识，笔者主张以“学习权理论”范式取代“受教育权”分析框架。既然大学生学习权是一“权利束”或“权利集”，可将其分为学习自由权、学习社会权和学习相关权。其中，“学习自由权”是学习权利体系的核心与关键，其意欲描述的是大学生自主和自觉求知的一面；“学习社会权”是学习自由权的补充和发展，它以物质的方式间接地守护着学习自由的顺利和有效行使，处于学习自由权的“外围”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屏障作用；而“学习相关权”是指大学生在读期间作为公民时所享有的其他
宪法基本权利。
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
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310页；杨伟东：《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强度研究——行政审判权纵向范围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页。
刘善春：《行政诉讼价值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68－169页。
参见胡肖华、倪洪涛：《从失衡到平衡——教育及其纠纷的
宪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138－139页；王柱国：《学校管理司法介入的限度》，载于《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天津市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审理教育行政案件的调查报告》，载于《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第12集），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131页以下。
程雁雷：《司法审查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范围的界定》，载于《中国高等教育》2005年第21期，第29页。作者在该文中有两个认识错误值得指出：其一，随着教育部通过的新的《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于2005年9月1日起的实施，作为一项学生纪律处分措施的“勒令退学”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退学处理”，作者或因形文较早或因疏忽大意而仍然延用，实属不当；其二，根据2005年《学生管理规定》，所谓“新生”是指取得入学资格并办理了入学手续的“准大学生”，在此阶段，由于尚未注册，没有取得学籍，因此，如果存在法定事由取消的也只能是“入学资格”而不是学籍。只有在三个月的复查期后，经过注册的在学大学生又被发现有弄虚作假和徇私舞弊情节的，才是“取消学籍”。同时，“考生”不按期办理入学手续和“新生”患有不宜在校学习的疾病所引发的“取消入学资格”纠纷，以及注册学生新学期的“不予注册”纠纷，因涉及大学生身份的得丧，亦应划归司法审查的范围。可见，引文作者显然混淆了“新生”和“注册学生”的区别，从而模糊了“取消入学资格”和“取消学籍”的这两类纠纷的显著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