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象的分析
　　以上案例会让我们联想起相类似的例子，比如行人乱穿红灯是个很严重的现象。过十字路口时，红绿灯的设置是：当东西方向由绿灯变为红灯时，为了保证已经行进在马路中央的东西方向的行人和车辆安全通过，南北方向会仍然保持红灯数秒钟。这个时候，当东西方向的行人在看到南北方向仍是红灯时，想到南北方向的车辆不会开动而抢时间过马路；而南北方向的行人在看到东西方向已经变红灯时，尽管南北方向还是红灯，也以东西方的车辆不再通行为由而抢先过马路。尤其是交警或交通协管员放松管理时，他们便各行其道，任意穿行。结果，出现四面八方都是红灯，但四面八方都是行人的混乱局面。
　　我们可以思考：为什么出现上述局面？为什么行人习惯闯红灯而机动车辆很少闯红灯呢？很显然一个原因，机动车受到监视器监视，一旦违规会被记录并罚款，而行人则相对来说“无法无天”，因为不受机器监视，而交警或交通协管员在很大程度上不屑于追着行人满路跑，或者等到想追究相关违规者时，才发现数量太多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行人在徘徊于交通事故和生命危险的边缘的同时游离于交通规则之外，超越于法律之外。而相比，受监控的车辆则通过监控器这种“象征性权力”，被纳入隐形的法治之中。之所以说监控器是“象征性权力”，是因为它让交通规则实现了与交警人员实际执法所取得的等价效果。最先提出“象征性权力”概念的是法国社会学家步迪厄，他指出：象征性权力是通言说来构造事件的一种权力，一种让人看见和相信的权力，一种证实和改变世界观的权力，因而也是要对世界转而是对世界本身付诸行动，这是一种近乎魔术式的权力，借助动员这种独特的效果，这种权力可以使人类获得与通过力量（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经济的）所获得的等价东西。（2）
　　苏力先生曾经就相似的事例分析道：实践中的法律并不总以，而仅仅最后才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的。当我们闯红灯被戴袖章的老头（大妈）叫住，批评，罚款时候，大多数人服从。我们并非是因为打不过，逃不掉（由于成本，甚至不会有人抓），而是我们接受他作为国家权力象征的正当性。并不是他叫警察使我们服从，而是因为我们心灵行为已经为此前的社会生活塑造，相对标准化，而权力或法规可以借老头，对我们规则治理。（3）
　　然而实际生活中，戴袖章的老头——交通协管员，以象征性权力出面的时候往往很少，一般只有在应付检查或者特殊地段，或者异常情况（如下雨天、严重交通堵塞）时才以“执法者”的身份进行管理。正是因为他们出面少，行人又没有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才会出现交通规则游离于行人之外的场面。正如苏力先生指出：任何法律和政令的贯彻，如果没有习惯的支持，就必然需要使用更大的国家强制力。而且即使有强制力，也未必能够贯彻下去。（4）由此可见，既然行人没有习惯的支持，又缺乏相关强制力的约束，违规从偶然变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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