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是生成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具有民族特性的“法权”现象。习惯同其它物质生活条件所阐发的法权关系一道，对上层建筑的国家法律的创制，起着决定性作用。更具价值的是，习惯蕴涵着有助于民法现代化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尤注重追求信念意义上的法律伦理，将法律作为道德上正义性的追求手段。传统中国的伦理精神，主要通过习惯体系中道德的地位、习惯表达方式予以体现。传统的法律伦理主义虽是一种家族本位和君权本位的表征，但对当代法制建设，尤其是民事法律的创制仍具有重大的意义，其所表露出的追求实质正义的“法律人文精神，”“对世俗、习俗的适应的理性法律秩序”和“修己安人的社会衡平意识，”对造就现代民法精神具有非凡的价值。如果我们抛弃传统法律伦理主义的宗法基石、君权至上、人治主义等糟粕，汲取其注重道德规则法律渗透、伸张个人信念伦理、强调个人社会责任、重视风俗礼仪等精华，并将其贯彻于民法制度的创制中，必然有益于法律伦理主义精神在民事法律制度中展现，并由此体现中国民法的民族性品格。
　　然而，20世纪中叶之后的中国社会，在对待法律移植、制定法与尊重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上，依旧以法律移植、制定法为主线，包括习惯在内的传统民法文化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法律尤其是民事法律的“西方化”，事实上成为20世纪中国法律“发展”的基本主题。
　　
【注释】作者简介：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其间曾有过如“合伙连合责任”之类的民间抗争，但社会动荡、战争诸因素消解了这一诉求。参见北洋政府司法部.司法公报.（226）：7-9.　
　　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43.　
　　 “对群体的关心与诸个体的自我供给的另一面是相对应的。”参见京特·雅科布斯.规范·人格体·社会.冯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3.亦如柏格森所言，尊重社会利益及社会道德，是一种组织体内在结构的必然要求。即使我们在理论上处于一种对他人的义务、责任状态之下，但我们事实上处于对我们自己的权利享有。参见亨利·柏格森.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王作虹，成穷，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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