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法律体例的变化与学术风气之关系
韩树峰
【全文】
学界谈及魏晋法律，无不将儒家化视为其主要特点之一。“法律儒家化”可以称之为“法律内容的儒家化”。如果从法律形式即体例方面进行观察，可以说，魏晋法律与儒学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具有浓厚的名理学和玄学色彩，对此，可以称之为“法律形式的玄学化”(包括名理学)。玄学对魏晋法律的影响，学界并非没有涉及，但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在于玄学与律学的关系，其与法律体例关系如何似未曾有人措意。至于魏晋法律体例的变化发展，学界论述甚多，但对新体例何以出现在此时，或者说新体例出现的原因未做解释。有鉴于此，本文从当时的文化与学术角度入手，探讨新体例出现的动因，藉此反映在魏晋法律制度发展史上，名理学与玄学所具有的不可替代之功。
魏明帝时期，刘劭等人制定了《新律》十八篇，这次制定的《新律》以汉《九章律》为基础，但较诸《九章律》在体例方面变化巨大。具体而言，变化如下：首先，对《九章律》中的《具律》进行处理。第一，将《具律》改为《刑名律》；第二，调整《具律》(即《刑名律》)的位置，由律中调至律首；第三，增删《具律》的内容，如原有的“出卖呈”即“出卖之法式”被剔除，而将“罪条例”及三十七种罪名全部归入《刑名律》。其次，增删析分具体律目，分门别类，将汉律九章调整为《新律》十八篇。西晋制定的《泰始律》在体例方面对《新律》的改动并不太大，比较显著的变化是，在保留《刑名律》原名的基础上，又从中析分出《法例律》。前者规定罪刑的类别、轻重及科刑加减的方法，后者则规定篇章律条的文例；另外，对《新律》篇名有增有删，且总篇数由十八篇上升为二十篇。综合来看，魏律对晋律的影响远胜汉律，因为魏律对汉律所作的最大变革即改《具律》为《刑名》，并将其置于律首，完全为晋律所继承，《泰始律》从《刑名律》中析分出《法例律》，并不是对曹魏改革汉律的否定，恰恰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和完善。《新律》与《九章律》在体例上的不同是本质的不同，而《泰始律》与《新律》的不同只是程度的不同。从法律发展史的角度而言，《九章律》独成体例，《新律》、《泰始律》则属另外一个体例，单就体例而言，魏、晋法律未尝不可以等同视之。刘劭对《具律》包含的具体条文也进行了调整，这一改革是在将《具律》视为
刑法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刘劭制定《新律》，进一步充实了《具律》的内容，将死刑、髡刑、完刑、作刑、罚金、杂抵罪等所有罪名全部归入《具律》中，其概括性较之汉《具律》大大加强。同时将“出卖呈”等与
刑法原则无关的条文析出，归入其他篇目。为使篇名与内容相符，刘劭又将《具律》改为《刑名律》。经过以上调整，《刑名律》真正具有了
刑法总则的性质，在《新律》中，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统率全篇的作用，这一变化奠定了中华法系的体例。总括上述，刘劭、贾充等魏晋时代的法学家，在制定《新律》、《泰始律》时，有两个追求目标：第一，置于律首的篇目是统率全律的纲领，应高度概括、抽象，其体现的法律原则和精神贯彻全律始终。第二，篇目与具体内容应做到名实相符。这里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对《刑名律》、《法例律》有如此独到的认识？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篇目和内容的名实相符？这样的体例结构是在怎样的思想原则下制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