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何为平等缴纳？对此须进一步衡量三项规则。第一，某一标准的最低生活费不课税。这最先由边沁提出，目的在于调节不同的人生存压力上的不平等。在现代国家，
宪法一般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生存权和人格尊严，[xiv][14]最低生活费不课税规则是这一
宪法要求的保障。它要求所得税的征收必须全面考虑纳税人个人情况，在整体上考量所有直接税、间接税的负担，使因纳税而引起的经济能力上的相对减损尽量平等。任何间接税的征收，如货物税或消费税，虽适用范围有限，但须免除对生活必需品的课征，或者根据生活需求的紧急程度适用不同的税率，以保证每个人有尊严的生活。应当注意，最低生活费和课税最低限度之间的关系难以具体确定，作为赋税立法上的裁量需借助经济学的科学量化作出。第二项规则是质的税负能力，即对同额所得来源区被对待，如对劳动所得（工资薪酬等）与资产所得（利息红利等）适用不同的税率，前者税负应低于后者，因为所得来源不同税负能力在质上也有不同，对劳动所得课征不应损害纳税人持续的劳动能力，不应对其造成负面的劳动激励。然而如何在不同所得之间分配不同的纳税额，是一个迄今尚未解决的难题。第三项规则是量的税负能力，即纳税负担应根据纳税能力的不同公平分配，应适用高额所得阶层税负越高、低额所得阶层税负越低的课税规则。但如何达到这一标准？在比例税制、累进税制或累退税制三种税率体制中，应适用哪一种？尽管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作了长期研究，但仍无令人满意的答案。
最后，赋税的征收有无一道德界限？也就是，为公共目的应从个体那里取得多少国家收入？国外学者对此有过专门论述。[xv][15]布坎南认为，赋税的道德限度问题直接与这一认识相关，即在一个视转移支付为其最终目的的有自制力的、独立自主的集体里，赋税是该集体所进行的积极和消极的转移支付后的分配模式。在他看来，集体是国家的隐喻，当征税在部分或整体上是为了满足转移支付或重新分配目的时，应对国家的税收予以何种绝对的限制？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基础，[xvi][16]布坎南认为赋税的道德界限以罗尔斯的最大限度平等自由为基础。最大限度的平等自由意味着一个内在的退出选择，存在这种退出选择的社会显然较缺乏它的社会更为进步。正是这种退出选择的存在，征税的绝对程度受道德约束。但事实上，这一退出选择是理想化的情景，处于某一社会的个体事实上很难自由选择离开这一社会。即便如此，税收仍不能超过一定的上限，因为这种逾越不具有道德的和规范的正当性。这也就是说，正因为在现实中不存在真实的退出自由，这一自由构成对一财政体制的道德性限制。如果一个国家的税收超过这一限度，就会遭到人民强烈的反抗和暴乱，以至最终改变设置这一税收制度的政府而形成另外一种独立的政体，这可看作是退出选择的类比。此一点在历史上不乏例证。因此，现代国家不论采用何种组织形式，在赋税征收上必然存在一限度，它构成对政府权力滥用的约束和对公民免受公权力不当侵害的保护，以及维护市场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