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权利的思考
正义女神的天平和宝剑，意味着法律的天平和宝剑的缺一不可。作者采用了例证的方法，列举了农民在以土地和牲畜为代表的所有权、军人的名誉、商人的信用等权利在遭到侵犯时的反应，追究权利者抗争的缘由，以归纳的逻辑方式向人们展示一种法则，即作为权利主体的我们，无论是在私权方面、还是在公权方面，当我们的合法权利被他人侵害时，毋庸考虑此人的主观恶意或者疏忽过失，也无需了解加害人在实施侵害行为的背景，都应该积极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生存条件特殊性所具有的当然的感情流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遵循人格尊严上精神价值的自我保护的独自法则（第56页）”。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权利从何而来？确切的说人们享有何种权利？还有，权利与法律到底是何种关系？
首先，一般认为，权利可分为基本权利和一般权利，换句话说，可以分为自然权利和法律权利。基本权利，根据天赋人权，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不是由法律创设，而是由法律保障基本权利的合法状态和实现秩序；一般权利，是由法律规定，“对于个人权利的内容是什么，政府具有最后的决定权，因为它的警察将执行政府官员和法庭的决定。”[3]
其次，基本人权的内容大多通过
宪法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例如政治自由、言论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一般权利分散在法律、行政法规等条文当中，如《
行政许可法》中规定的申请许可、要求听证的权利。权利的种类和形式多种多样，法律的确定性决定了其无法穷极归纳所有权利的范围，“法无禁止即自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享有法律没有禁止外的所有权利，这也暗示了人们权利如草履虫有着无数触角，人们却忽视了权利实现的自由，对很多侵犯或觊觎视而不见或毫不在意。
最后，法律和权利无法从对等的角度评判二者的关系，权利比法律在一定程度上要早，因为权利是人类产生以来利益需要的表达。因此，法律是权利的保障，是权利正常行使的前提，在原始社会野蛮蒙昧的时代无法想象权利处在何种的状态中。权利之于法律，又处于何种地位？耶林通过“权利的维护来树立法律的尊严”似乎透露出权利对于法律的根本性影响，法律毕竟是统治阶级为了自身权利的充分实现才创制了权利。由此而来的问题是，权利可以反对法律的规定吗，当权利遭到法律的侵犯时？这个时候，人们应不应该为了自身的权利向法律挑战？本书忽视了这个问题，仅仅表现了法理念的更替、权利和法律的相互依存，却没有揭示权利和法律的冲突，不失为一个遗憾。“一个宣布承认权利的社会必须抛弃遵守法律的一般义务的概念[4]”,当法律侵犯了个人权利,从应然角度上个人是有义务为了权利而挑战法律的权威,在现实生活中,只能出现在理想世界中了。以“违宪审查”起源国的美国为例，出现这种情况也并都是以个人权利的胜诉而结局。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到两者的紧密联系，对于权利和法律的冲突也要认真对待，这关系着我们每一个的权利，在此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