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公证书的执行问题上解决得比较好，只要公证书写明可以强制执行，一般都可以得到执行。每年办理的执行证书达10万余件。[14]在日本，法律从两方面作出对应规定，一方面，当执行条件成就后，债权人有权作出立即执行强制执行的意志或声明，无此项声明，则执行机关不予执行；另一方面，须公证书中载明债务人有接受强制执行的意志或声明。依该原则，债权人是否要求执行，何时执行，采取何种方式执行，在多大范围内执行等完全取决于本人。而在债务人一方，其受到强制执行须系其自愿认可，并无外力强加。[15]因此，我国可以适当借鉴日本的具体做法，结合实践经验，在现行程序上增加公证机关询问债务人、异议审查以及决定不予签发等规定和实施情况，细化强制执行公证文书的操作性规范，便于公证文书的及时得到执行。
第三，确立公证证据效力的绝对证明规则，赋予法院对错误公证书的撤回权。
《
民事诉讼法》对于公证证据效力问题，将其归属于司法认知的范围，可以说赋予了公证较高的证据效力。但是，为确立公证效力的权威性和保证公证在人们心中的信服力，笔者认为应该仿效法国的做法，即赋予公证证据效力的绝对证明效力，不需要经过审判过程中的质证而得到采信。在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文书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能仅仅以不予采信作简单处理，这样会导致生效判决和生效的公证文书出现冲突或矛盾，使得当事人在寻求利益保全下反复提出诉讼。虽然公证是法定权力下的独立运作，和民事诉讼审判属于平等性的司法制度，法院在公证效力问题上无权或者不方便涉及太深。然而，本着保护当事人权利的共同出发点，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应该被赋予对错误的公证书进行撤回的权力，使公证机构对公证书效力进行重新认定。
第四，完善公证的程序操作规范框架，尤其是对公证特别程序制度的细化。
近年来，有许多种类的证据保全公证越来越多的被运用到诉讼中，成为诉讼证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证事项种类繁多，办证适用的法律及规则也不尽相同，《
公证法》只规定了办理公证的一般程序，对不同公证事项适用特殊要求、特别程序的问题，通过规定了“应当根据不同公证事项的办证规则”的抽象性言语将那些问题大而化之，而没有具体内容安排。虽然2006年7月1日实施的《
公证程序规则》细化、充实了《
公证法》，设定了办理现场监督类公证、遗嘱公证和保全证据公证的特别程序要求。但是仔细视之，在当事人申请、两名公证员进行监督办理的程序要求下，《规则》也采用了概括式的保留原则，并没有对实际中的行为操作程序详细规定。目前，《
遗嘱公证细则》是我国关于公证特别程序的比较具体的规定。对于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保全公证也应该采取相同的思路，对于公证人员在证据保全公证过程中如何控制实施现场的有效监督、如何保证保全行为的客观公正、真实可靠等要求进行针对性地特殊规定，提高公证证据保全的程序操作性，为公证证据效力的发挥做好前提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