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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顾肃：《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参见肯尼斯·W·汤普逊：《国际思想之父》，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参见肯尼斯·W·汤普逊：《国际思想之父》，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1-77页。
参见［美］肯尼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 政治学》，龚人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马基雅维里关于国家理性的论述其实相当复杂，后世也有不同的解读。在马基雅维里本人看来，国家是世俗化与中立化的政治实体，必须以全民族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为依归，宗教与神学信条在这里完全是多余的。而对于后世的一些信奉马基雅维里主义的人来说，政治不过是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的世界，《君主论》则被视为无需道义规范的政客的指南。在马基雅维里以后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家理性”一度沦为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别名。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到第三帝国希特勒，往往都以此为口实来文饰恣意的专断统治，却给国家民族带来了一连串灾难。国家理性变成了非理性，国家理由变成了无理由。参见王炎编：《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页
参见高全喜：“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何在？”，载王炎编：《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5页。
参见高全喜：“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何在？”，载王炎编：《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页。
现代法治的一个主题就是世俗国家的治理问题。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马基雅维里认为，最伟大的立法者是熟谙如何运用法律以推进国家的伟大目标的人。他较早直面社会间的冲突，认为利益冲突有助于共和制。而使共和政体长治久安的办法，就是通过制订法律，使相互对立的社会力量构成一种相互制衡的均势，以实现“一个完美的共和国”。然而，实现单一的共和制，往往导致中央过度集权的共和病。这种病症如法国思想家德·拉姆内所批评的，往往“在大脑中枢造成充血，而在四肢供血不足。”马基雅维里写过长长的书，但对如何治理“共和病”，他至死也没有找到答案。王炎编：《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页。
参见顾肃：《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122页。
参见彼得·斯特克、大卫·韦戈尔：《政治思想导读》，舒小昀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
参见彼得·斯特克、大卫·韦戈尔：《政治思想导读》，舒小昀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页。
参见［美］肯尼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 政治学》，龚人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1页。
参见彼得·斯特克、大卫·韦戈尔：《政治思想导读》，舒小昀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
参见：高全喜：“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何在？”，载王炎编：《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5页。
丹尼斯·罗伊德：《法律的理念》，张茂柏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参见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第10版），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参见彼得·斯特克、大卫·韦戈尔：《政治思想导读》，舒小昀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页。
参见戴维·朗西曼：“国家的概念：一种想象的主权”，载昆廷·斯金纳、博·斯特拉思主编：《国家与公民》，彭利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转引自朱利安·富兰克林：《约翰·洛克和主权理论》（Julian H·Franklin，John Locke and the theory Sovereign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第94页）参见参见彼得·斯特克、大卫·韦弋尔：《政治思想导读》，舒小昀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页。
丹尼斯·罗伊德：《法律的理念》，张茂柏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参见：高全喜：“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何在？”，载王炎编：《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
参见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第10版），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页。
参见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第10版），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199页。
参见昆廷·斯金纳：“国家和公民的自由”，载昆廷·斯金纳、博·斯特拉思主编：《国家与公民》，彭利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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