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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3描述的情况在实践中经常发生。金融市场一贯渴求法律的确定性，但在事实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法律风险容忍（legal risk tolerance）。正式法律意见书中的“标准化”条件性声明（“standard” qualification）就说明了这一点。例如，经验丰富的业内人士都知道，衡平法上的救济属于法院自由裁量的范围，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在法律上是不可强制执行的。如果贷款银行与借款人通过协议对借款合同做重大修改，但未征得保证人的同意，那么贷款银行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时将会面临风险。在上述情形下，此类金融机构的法律风险管理工作往往应确保其风险管理体系及其对风险的敏感性不会因上述情形的反复出现而变得迟钝。在很多情况下，“标准化的条件性声明”特别重要，这或许是因为事实情景恰恰是标准的。无论如何，如果金融机构经深思熟虑后决定承担风险，那么应清楚地记录做出决策的论证和分析过程，并充分说明事实或者要点的非常规性特征以及承担此类风险是否符合已知的市场惯例、以往的决策以及有关政策、指导原则等情况。
在风险管理工作中，需要对那些通常看似符合常规的行为、程序和观点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在缺乏实质依据的情况下），并力求能够提出一些刁钻但却有针对性的问题。兹以一个关于项目融资的案例来说明情景4描述的情况。笔者也参与了部分谈判工作，但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隐去了当事人名称，并简化了事实经过。在该案中，A是一家罗利塔尼亚（Ruritania）[21]公司，业务是建造新的工业设施，一家银行拟向其发放巨额贷款。A的信用状况不足以支持该银行承担项目可能会延期完工的风险，尽管银行愿意在项目完工并产生收入后承担更大的风险。因此，至少在项目建设阶段，罗利塔尼亚政府应当为项目提供担保。然而，本案中的担保却不是以传统的贷款保证的形式作出的，而是罗利塔尼亚政府对A出具的一份承诺函，即如果满足某些条件，政府将负责偿还贷款本息的剩余部分，从而避免A违约。A指定贷款银行为该承诺函的受益人。该承诺函适用罗利塔尼亚法律。贷款银行的律师通过罗利塔尼亚律师深入了解了合同的准据法，用大量时间研究该承诺函列明的条件以及无法满足上述条件的可能性。最终，律师认为上述承诺函所隐含的风险可以接受。然而，这份承诺函的独特之处在于，文本的开头有许多叙述条款（recitals）[22]，其中一段指出：“如果A承诺一贯遵守罗利塔尼亚关于该工厂在许可范围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所有法律和监管规定。”在所有叙述条款之后，有一段声明：“据此，政府做出如下承诺……。”
问题是，如果A未能一贯遵守所有相关的法律和监管规定，罗利塔尼亚政府是否能够援引上述条款提出抗辩？这需根据罗利塔尼亚法律做出判断。概括地讲，律师认为，合同的叙述条款表明了交易的宗旨但并未涉及合同义务，一般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但上述叙述条款也确实存在风险，即罗利塔尼亚法院可能会支持政府提出的抗辩。政府如果对A的请求拥有抗辩权，那么对经A指定作为承诺函受益人的贷款银行也享有抗辩权。针对与该项目有关的许多风险，银行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对于借款人A未遵守法律而导致担保利益无法实现的风险，贷款银行却未曾料到，贷款银行完全无法控制上述风险。并且，许多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都可能引发一些与未能遵守技术性标准有关的风险。罗利塔尼亚政府拒绝删去上述有争议的条款或者放弃针对贷款银行的抗辩权，并认为上述条款是“标准的”。在经多方努力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贷款银行极其无奈地放弃了这项交易。贷款银行无法接受这种风险，因为担保利益能否实现有着重要意义，这个“底线”不能放弃。虽然我们并不希望谈判破裂，但在本案中却也无法避免。2005年11月，金融服务局在致函各商业银行首席执行官时就曾指出，在某些情况下，管理风险的最好办法是避开有助于滋长风险的环境。从最初的识别风险，到采取各种措施寻求能够为各方当事人接受的解决方案，再到最后退出交易，整个过程正是通过谈判来管理风险的真实写照。
情景5描述的情况也常常发生。“完美的法律意见”（“counsel of perfection”）涉及的风险很小或者没有风险，但在很多情况下却需要支付过高的律师费用或者在商业上难以接受。例如，在某些国家，建立完备的担保安排将负担高额的从价税（ad valorem taxes）。银行可以从受让债权（notice of assignment）的业务中获取较大的收益。但是，如果银行持有大量客户让与的应收账款，却没有关于债务人情况的充分信息，那么银行无从认可这些债权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这类业务也就缺乏可操作性。鉴于上述应收账款的债务人通常是原债权人的客户，原债权人并不愿意给其客户找麻烦，要求其向银行提供有关信息，也不愿意后者知悉上述应收账款转让的有关情况。因此，银行需要评估有关风险，考虑是否有可能通过其他途径使风险更加易于接受，并最终做出有商业价值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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