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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费孝通先生对“微型社会学”的思考与创新
（1）Leach教授对“微型社会学”的批判
Leach教授在1992年所写的Social Anthropology一书中向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人类学者提出了责难：“一个包括人数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复杂的民族或国家，只研究其中的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小社区，能不能了解这个民族整体的社会文化？”，“从一个小小农村入手研究中国社会文化时，对于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即所谓的“以微能否明宏，以个别能否例证一般”？此外，还有人批判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只是对中国的一个小小农村进行所谓的调查和解剖，怎能带上“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这么大的一个帽子呢？
费孝通先生在他1990年所发表的《人的研究在中国》一文中对此种疑问其实已经作了答复：首先承认“局部不能概括全部”的定式，即方法上不应“以偏概全”，而提出了用“逐渐接近”的手段来达到从局部到全面的了解。后来费孝通先生在云南内地农村调查的实践中又提出采用”类型”的概念，和90年代在城乡经济发展的研究中提出了“模式”的概念，以此对局部和全面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修正。”‘一切事物都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如果条件相同就会发生相同的事物。相同条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一个类型。’（《人的研究在中国》）以江村来说，它纵然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的农村，但是确有许多中国的农村由于所处条件的相同，在社会结构上和所具文化方式上和江村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江村固然不是中国全部农村的‘典型’，但不失为许多中国农村所共同的‘类型’或‘模式’……有可能用微型社会学的方法去搜集中国各地农村的类型或模式，而达到接近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全面认识。”[5]
费孝通先生在实践中发展了“微型社会学”理论，逐步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化的微型社会调查方法论，即“类型比较方法论”与“层次递进方法论”。
（2）“类型比较方法论”——横向比较法
依据前述，《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其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序中说到：“江村只是我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个起点。但是从这个起点又怎样才能去全面了解中国农村，又怎样从中国农村去全面了解中国社会？这就是怎样从点到面、从个别到一般的问题。我并不想从哲理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只想从实际研究工作中探索出一个从个别逐步进入一般的具体方法。我明白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农村，而且都在变革中。我没有千手万眼去全面加以观察，要全面调查我是做不到的。同时我也看到这千千万万个农村，固然不是千篇一律，但也不是千变万化，各具一格。于是我产生了是否可以分门别类地抓住若干种“类型”或“模式”来的想法。我又看到农村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个万花筒，能随即变化出多种模样的，而是在相同的条件下会发生相同的结构，不同的条件下会发生不同的结构。条件是可以比较的，结构因之也是可以比较的。如果我们能对一个具体的社区，解剖清楚它的社会结构里各方面的内部联系，再查清楚产生这个结构的条件，可以说有如了解了一只“麻雀”的五脏六腑和生理循环运作，有了一个具体的标本。然后再去观察条件相同的和条件不同的其他社区，和已有的这个标本作比较，把相同和相近的归在一起，把它们和不同的和相远的区别开来。”“二者不同之处是作为参考体系的只引导在比较中注意新事物的特点，由相同引路，着重注意其相异，就是作为认知的依傍，而不作为范本。如果遇到逸出于已有经验范围的完全新鲜的事物，作为参考体系的已有经验正可肯定其为新事物，而作为完全新的经验来接受，扩大已有知识的范围。”[5]“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类型或模式了。这也可以称之为类型比较法。”
“应用类型比较法，我们可以逐步地扩大实地观察的范围，按着已有类型去寻找条件不同的具体社区，进行比较分析，逐步识别出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也就由一点到多点，由多点到更大的面，由局部接近全体。类型本身也可以有粗到细，有纲有目，分出层次。这样积以时日，即使我们不可能一下认识清楚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村，但是可以逐步增加我们对不同类型的农村的知识，步步综合，接近认识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这种研究方法看来有点迂腐，但比较实际。做一点，多一点，深一点。我不敢说这是科学研究社会的最好的办法，只能说是我在半个世纪里通过实践找出来的一个可行的方法。”[5] “江村、禄村、易村、玉村等名称就表示了我的研究方法。我认为可以从发现各种类型的方法逐步接近认识中国全部国情的目的，也就是通过微型社会学累积各种类型，综合出马老师所要求我做的那部有关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巨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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